福建庙学探讨

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庙学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教育形态,其正式出现于唐代.福建庙学大多由学尊庙,因庙表学,具有庙学的重要特点.尽管庙学是封建政治的产物,但对于学校发展、人才培养,以及促进社会稳定都起了积极作用.     

武帝旌旗在眼中——汉赋的武帝书写及其省思

汉赋的兴盛与武帝的关系非常密切,汉赋作品中对武帝人物图像的呈现尤其值得关注。在汉赋创作中,自司马相如《上林赋》对“天子校猎”的描写,其中内涵的武帝“尚武”的形象,到扬雄《长杨赋》对武帝朝“武事”如抗击匈奴战争的具体展示,以及东汉京都赋对武帝作为的得失评价,又喻示了对其形象构造由武仪、武事到武功的变迁。而其中牵涉到的庙制建毁的争议,礼德思想的省思,又是赋家视武帝为一重要的历史坐标,并予以文学化的书写。     

佛山蚕神信仰习俗初探

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明清至民国时期是“桑基鱼塘”生态农业的主要产区,蚕桑业相当发达。蚕农在从事蚕桑生产的过程中,祭祀蚕神以祈求蚕桑业丰收。佛山蚕农信仰的蚕神包括嫘祖、马头娘、邓氏蚕姑,不仅修建庙宇供奉蚕姑娘娘,还有不同的祭祀习俗,有些还在家居或养蚕缫丝作坊里面张贴蚕姑娘娘木版年画,祈盼蚕桑业兴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佛山蚕桑业的衰落,蚕神信仰也逐渐被淡化,如今南海、顺德的乡村还保留一些蚕姑庙,见证着佛山蚕桑业的发展历程。佛山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既要着眼于经济振兴,也要加强对乡村传统文化和蚕神信仰习俗的深入研究,以增强乡村群众的地域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     

渗透在天水伏羲庙纸人灸病习俗中的巫术观念

巫术信仰是中国民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巫术文化与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可以说巫术借助民俗广为扩大,而民俗因为有了巫术的影响,其观念更加深化和巩固。天水伏羲庙伏羲祭祀活动中的纸人灸病习俗中所使用的神树、纸人、蘸上鲜血的护身物等,无不折射出巫术的观点,是巫术的三种基本原则综合渗透的表现。然而透过表象的巫术这层面纱,看到的却是古老民俗和当今所提倡的主流思潮的契合——生物协同观、心理疗法以及早期的医药观念。     

婚礼亲迎中的告庙礼研究

礼经与早期文献所载的亲迎告庙礼并非限定于亲迎当日,而是在亲迎事宜既定后到亲迎前的时间段内特择一日举行.这一做法也成为唐以来多数朝代天子纳后的惯例.自品官以下至士庶阶层,历代官方礼典则多规定在亲迎当日的清晨告庙,民间婚仪为缩短婚礼仪程亦多选择临行前告祖.两宋时不仅有亲迎前告祖,新婿至女家后还要拜女家先祖,甚至有新妇至男家后新人共拜家庙的环节.朱熹《家礼》明确了男女两家在亲迎当日须分别告庙,明清时期民间婚仪大多依据《家礼》,这一婚俗随之固定下来,至今仍在许多地区延续,成为新人在婚礼这一重要的人生过渡礼仪中与家族沟通融合、 获得身心安顿的重要途径.     

宋代皮场王原型“壁镜”研究

“皮场王”在北宋时期最初为普通的皮场土地，由于朝廷的连续加封，皮场土地获得“王”的封号，进入国家祀典体系。崇宁四年，宋徽宗首次提到皮场王原型“壁镜”。而“壁镜”的物种归属，至今没有定论，或言为“毒蛇”,或说是“昆虫”。依据宋徽宗对“壁镜”的粗略描述，结合文献记载，从封祀、特征和功能等方面分析，“壁镜”当为一种蜘蛛。其本身具有毒性，虫体和窠巢均可入药，对于某些病疾疗效显著，从而引起世人的推崇，随之其形象被人格化，而医药功能则被神格化。     

“释奠”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

释奠古礼起源甚早,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具有不忘先祖、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周代的释奠古礼存在两个受祭系统：先祖先王（多于“庙”中举行）,先圣先师（于“学”中举行）。“学”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人事经验、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孔子及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历经汉、魏、晋,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礼。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南北朝、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以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具有了崇圣重师、继承道统、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化,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     

浅析中原地区的两次文化整合与文明探源的若干问题

社会复杂化的进程早自新石器时代便已开始,本文以庙底沟二期文化及二里头文化为切入点,结合文献中所谈到的颛顼改制等内容,对社会复杂化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