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对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王卓君在《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期撰文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工具探究了社会和谐状态产生的根源，认为要化解这一根源，就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理念的更新和治理模式的再造。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服务型政府模式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进行政府治理理念更新和治理模式再造提供了理论支撑、明确了建构方向。通过对服务型政府品质的分析和界定，明确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维度，并对构建中可能出现的理念与实践错位现象进行了探讨。     

敞开新的空间——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解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破性在于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践唯物主义为后来的哲学思想继续突破形而上学的桎梏提供了空间、场域和契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存在的差异性意义和唯物辩证法中包含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精神"(即解构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和重要遗产,我们需要用它打开和保持资本逻辑世界的裂缝,敞开面向一切可能性(包含一切存在、差异和对立)的新空间,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真正继承.     

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构建——读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特里·伊格尔顿,英国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批评生涯,著述颇丰。     

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与新史学的创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社会史论战为主要学术背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和传统史学的研究，不仅巩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予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有重大突破，逐步构筑起一个新的史学研究体系，初步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同时，它还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一个新学科的先例，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学术界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是,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在统一战线领导权、中国革命道路、国际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并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     

中国政治学30年

政治学作为“研究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社会主要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科学”，在诸多社会科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中国大地上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牵动着所有关注中国政治发展人们的视线，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理论服务，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     

贯彻"四个尊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四个尊重”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有利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进一步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四个尊重”是对我国现阶段劳动形式的多样性及其作用深化认识的结果，是对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先富带后富”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贯彻“四个尊重”必将最广泛地调动一切劳动者的积极性。     

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

1984年,在一篇题为“论地理学的历史和当前状况: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纲领”的论文中,英国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强调,地理学必须是“人民的地理学”,是一项政治事业,其基本目标是以历史的地理的眼光关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同盟开始占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已经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推动下开始决定性地在意识形态上改变或放弃它的人民性(阶级性),而西方理论界中的左派也在后现代的名义下抛弃甚至批判阶级思维,如高兹以“告别无产阶级”当红、拉克劳和墨菲以“反本质主义”名义崛起等等。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作为一名具有     

创新有起点无终点——夏东元先生的学术历程

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当一批新式的洋务企业在中世纪的大清国的土地上崛起之时,即引起众人的非议。建国后,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中极具争议的课题,对它的历史评价经历了全面否定到现今的基本肯定的重大转变。在此过程中,夏东元先生的研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史学界称其为研究洋务运动的专家权威,是对洋务运动作出公正评价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