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变革之火真的可以燎原吗?——对布达佩斯学派家庭变革理论的反思

布达佩斯学派站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重新反思和考察了家庭变革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认为只有从家庭变革出发,让日常生活朝着人道化的方向改变,社会革命才是可能的。资产阶级家庭在结构和功能上尽管发生了重大转变,却仍然是一种制约人发展的社会制度,"公社"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家庭形式,将为社会革命吹响号角。研究和辨析布达佩斯学派的家庭变革理论,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保障民主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历史回眸与价值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研究

从历史维度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是在逐步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向前推进的,体现了强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意识;是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向前推进的,体现了强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意识。从价值维度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围绕"为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逐步展开,并最终形成毛泽东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观,从而体现出两个方面的价值指向:从理论价值的维度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篇章;从实践价值维度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     

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与特征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其内涵可以界定为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依据其自身的理论特性与现实影响,拥有解释、规范和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与进程的资格、能力、身份与地位。强制性与非强制性、渗透性与非渗透性、历史性与动态性、排他性与开放性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要特征。     

论法律自然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自然法思想的重构

法律自然主义是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自然法思想的重构。传统自然法二元论的基本特征由于受到了怀疑论、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而难以为继,只有法律自然主义才能将二元论法律思想合理地延续。其次,法律自然主义则以"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中解决了自然法学说中个体与共同体分离这一逻辑困境,并通过为应然法与实然法之间提供一种经验性的实践介质而解决了其实证性困境。此外,法律自然主义也以其法律消亡论开释了传统自然法理论中的固有矛盾,从而重构了一幅适合当代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版本的自然法理论。     

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理论及其在群众路线中的实现

当前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谋求利益,这是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和全党上下的“奋斗目标”。践行群众路线,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是我们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新发明”,而是与时俱进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理论的丰富和深化,是这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鲜活运用与发展。因此,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理论的深刻内涵,并以此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才能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从结构化思维到整体化思维——基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发展思考

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学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方法,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人性异化,将社会发展的前景寄予"生态"的追寻之中。生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结构化思维方式,认为结构化思维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偏执发展,弱化了社会其它层面的应有发展;一方面倡导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化思维方式,提出建立整体化社会发展的可能路径,要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性的相互交织的共同发展。整体化思维与整体性发展的"生态式"思考,为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视角,为"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论左翼文化运动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延续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承前启后、前后相因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就最为辉煌的延安时期,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二三十年代一批中共党人、理论工作者和文化人的探索。这其中由左翼文化人及其“同路人”掀起的左翼文化运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对推进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模式”对马克思主文中国化的作用

“中国模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和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中国模式”内容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模式”各要素的和谐运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模式”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性的强有力的证明。     

简析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框架下的文化领导权问题

中国革命不仅有其发生、发展的现实动力,同时,也有其独特的文化政治结构,是文化与现实互动的有效过程,革命理念的传播、广泛的群众动员以及意识形态建构等实践都内在于这一过程中,并由此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率先夺取了革命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历史化地观察和分析文化领导权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纳入中国革命的历史视野,既有助于清理这一过程中的理论问题,也为探讨革命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提供了历史的内在视角。     

实践视域下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的范式转换及其当代意义

意识问题是哲学中的古老难题,意识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有机构成部分。在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的解读中,存在着物质本体论和副现象论这样两种错误倾向。反对上述两种做法,我们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的逻辑出发点和基础性前提,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传统的物质与意识关系问题已转换为实践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传统意识理论聚焦的意识功能性特征问题已转换为意识社会性、历史性特征问题。正是通过上述哲学前提和问题范式的转换,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不仅真正实现了对传统唯物主义意识论和唯心主义意识论的超越,而且还真正具有现代性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