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与转换：新制度主义视角下购买方与社工机构的互动关系个案研究

嵌入论、行政吸纳社会、分类控制、合作伙伴等理论从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单一视角出发,强调中国当前社工机构的发展困境来自静态的结构性政社关系,这忽略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买方与机构的互动关系变化。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分析购买方与社工机构互动关系的阶段模型可以对其作补充解释。通过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在项目的不同阶段,购买方与机构之间呈现出支配与转换轮替的互动关系过程,而资源分配方式与仿科层化运作是导致双方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机构在互动过程中的应对策略边界主要根据机构运营成本与工作承载量而进行动态调节。购买方与机构的互动关系过程具有制度形塑之特征,是资源、制度与行动者的共同产物。     

"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及其发展趋势

主要介绍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兴起的"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或者称为"新公共管理"范式.重点阐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理论基础、实践应用,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对该理论做出了批判性的思考.     

从杂税加征视角论清代财政非正式制度的表现

杂税是清代财政结构中的传统项目,多以定额征收。清代前期杂税虽遍征于全国,但相较于其他传统赋税项目如田赋、盐税及常关税来说,杂税征收数额过低。在这一阶段,杂税虽在财政吃紧状况下有过临时性加征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杂税在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自咸丰军兴伊始,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深。为应付异常严峻的财政状况,清代传统赋税项目被不同程度地加征,杂税也在其中。然而因清代赋税深受“原额主义”限制,故田赋虽是清代的大宗赋税,其加征空间却受限,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在“原额主义”制约下,杂税也难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大幅度加征。为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政府选择将赋税摊派至地方,各省只得征收经制外赋税以平衡财政需求。因此清代后期于杂税之外另征杂捐。随着赋税压力的增大,杂捐的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杂捐虽是清代传统经制外的赋税项目,但这一杂税的衍生物却对杂税总额的提升大有裨益。由此,杂税在清代财政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成为清代后期重要的税收项目。文章力图通过梳理清代常规赋税因受“原额主义”限制而无法大幅加征时,清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借助加征经制外赋税的办法来提...     

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反思——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升华

作为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理性主义渗透在他的相关研究著作中,其所强调的人的理性在人类诸文明发展中起到的决定作用更是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然而西方经济伦理中的个人主义至上的本质以及弊端在成就资本主义兴起的同时,也为其衰亡埋下了祸根。与此相对,中国传统伦理所倡导的是个人与群体相统一的群体主义理性,通过内化成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维系着五千年文明的传承,在21世纪的今天,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形式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对规范的管控何以可能——弗雷德里克·威尔的规范论初探

美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尔认为规范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规范研究也不是仅仅对规范进行描述和解释,更重要的是要对规范进行管控.规范可以区分出其显在方面与潜在方面,规范不仅仅是在其常态应用中表现出来的具体场合和反应的关系,更与其相关生活背景紧密相联.规范的长期被人们忽视的潜在方面体现出规范的四个重要性质,同时它也揭示了对规范进行管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外德育模式与德育方法创新

我国德育实行的是"德目主义"的模式,西方国家主要是实行全面主义的德育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文化全球化趋势增强,德育问题也更趋复杂,又发展了混合德育模式.从德目主义到全面主义再到混合德育模式的发展过程,在扬弃这三种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目前我国学校德育方法创新的一些路径.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目标与运行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深度认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是民事诉讼调解研究的重要论题。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判结合”六个历史时期。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演进深受民事司法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构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空间,社会整合机制转型改变了民事诉讼调解解纷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受政策调整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的影响,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社会矛盾纠纷状况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变化、党和法院不同时期工作目标的转换以及司法理念更替构成了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迷途知返的羔羊——从《红字》看霍桑的婚恋观

霍桑的《红字》被认为是开创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先河。此后,有关《红字》的评论层出不穷。很多作品对文中主人公如海丝特、齐灵渥斯、丁梅斯代尔的形象进行了探讨。而笔者认为,作者实际上在借这些形象的塑造旗帜鲜明地表达他保守的婚恋观点。而这些观点的形成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家族历史以及时代背景等密不可分。     

科幻电影作为哲学“思想实验”——脑机接口与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追问

无论是理论视域的介入还是实践层面的考察,有关主体身份的伦理观照是始终伴随的必然命题。面对“人之为人目的”的伦理主体隐忧,脑机接口技术的出场则导向为一种“人之主体是否渐次剥离”的伦理警惕。尽管脑机接口技术现实性的应用伴随着“超人类主义”向“后人类主义”过渡的人类增强或医疗目的的功能性特质,然而其对主体身份伦理问题的探赜却停留在当下性的问询之中。与此同时,科幻电影则以富有未来性关怀的想象力建构了超越性、整体性、前瞻性的伦理困境场。尤其是通过科幻未来影像故事的假定性生成将脑机接口技术对人之主体身份的影响渐次呈现,进一步彰显了脑机互联如何生发人类异化的悲戚可能。同时,在脑机接口和人性弥散与消退的哲学思考中,阐释了人之知情同意权被捆绑后的技术宰治身体与数字永生生命等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