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南国葡乡”

这里没有如织的人群，只有独属山村的静谧；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廊桥、流水、畲人家。     

元唐兀人刘伯温的家世与仕履

虞集文集中所见的“刘伯温”，显然不是明初爵称“诚意伯”的青田人刘基，而是生活在元中后期的张掖人刘沙剌班。考究后者的生平，其出生在唐兀亦西夏人的官宦家庭，少年入国子监就学，成年后中进士，先后任甘肃行省检校官，四川行省员外郎、西台御史，山南、河东道廉访司签事、内台御史，山北道廉访副使，江浙行省郎中、秘书卿，江西、河南道廉访使、西台侍御史，甘肃行省参政，等，多有善政和文会。其个性的突出点：一生孜孜不倦于问学、修学、劝学、礼学。鉴于河西原是个“多武勇，而少文理”的国度，以“张掖”之刘氏而言，其入元的两代，由入值卫士至入读国子，始武继文，可以说是十分深刻而典型的变化。     

浅论萨都刺对宋词的继承与开拓

本文认为，萨都刺词不但学习了王安石词，更主要的是全面、深刻地学习了苏轼词，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宋词进行了重要的开拓。     

一段历史奇案的新释——读《刺马案探隐》

被世人称之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似乎早已有了公论 ,其原因大致有下列说法 :一是马新贻通“回匪”张汶详为之不平 ,决心刺杀马新贻 ;二是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之子于惠衡致死人命一案 ,造成“督抚不和” ,招致杀身之祸 ;三是马新贻力剿海盗 ,张汶详为友出头 ,刺杀马新贻 ;四是马新贻“渔色负友” ,张汶详为友复仇 ,刺杀马新贻。特别是一些小说的出版和戏剧、电影被搬上舞台、银幕后 ,人们几乎忘记了前三种说法 ,而对马新贻“渔色负友”被刺深信不疑 ,几乎成了铁案。由何兹全先生作序 ,山东青年学者高尚举撰写的《刺马…     

论《史记》的言外之旨

《史记》寄兴悠长,笔法多姿。司马迁善于在叙事中借细节描写、主干外的侧笔等以寄寓微旨。作者还善于借论赞之间的对比、论赞与正文的互相发明等手法寓以微辞。此外,篇目的编排也可见出其褒贬抑扬。     

关于如何构建新型银企关系的思考

2001年末,南京爱立信还掉了中资银行19.9亿的人民币贷款,转而向在沪的花旗银行贷款19.9亿元,这样的态势不能不让人关注。中资银行多年积累下来的优势资源和客户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中外金融业的大比拼在高端客户的争夺上首先拉开战幕,有关WTO应对已经从理论性探讨走向现实操作,如何建立新型客户关系已经成为我们今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一、商业银行与客户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越来越重视培养和扩大客户群体,在建立和发展与客户关系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商     

展示生活的真--试析小说《呼啸山庄》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呼啸山庄》是一部悲剧小说 ,女主角凯蒂和男主角希刺克厉夫生性不羁 ,他们藐视世俗的偏见 ,为了能够永远在一起 ,公然挑战社会的道德规范 ,但社会是残酷而强大的 ,它无情地阻碍了他们。凯蒂与社会调和 ,但她最后被葬送了 ;希刺克厉夫相信斗争与复仇能使他达到目的 ,然而他也失败了。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社会力量 ,并直接揭露了社会生活的真相。     

《诗经》对中国人的影响和中文学的熏沐

《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文学的奠基石与第一座里程碑,更以其特有的思想、文化意蕴为后世中国文学艺术确立了一种纪元般的范式：“风”蕴含的生活之“真”,“雅”昭告的典范之“美”,“颂”彰显的伦理之“善”,均被后代的统治者用作教化人心、改善民风的圭臬。诗虽有“六义”,但真正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性的向善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美刺比兴”,此由白居易身体力行,后代作家和学者又将其发扬光大。历时地考察各个朝代对“美刺比兴”的接受,正是汉斯·罗伯特·姚斯所谓“垂直接受”方法在“诗经学”研究中的一种合理运用,而在对每个历史时期以及具体的接受者进行考量时,则需要对其中的历史时间和这位接受者所处的社会空间加以辨析,这又是曼弗雷德·瑙曼提出“接受约束”概念时所关注的问题,他的研究方法同样值得借鉴。本文拟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角度出发,对《诗经》施加于后世文学的影响进行剖析,再结合当下社会的发展要旨给予综合评说,以期为传统文化的递嬗承接提供参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献策助力。     

英国女性文学的两座丰碑--《简·爱》与《呼啸山庄》比较研究之一

勃朗特姐妹二人都在英国女性文学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相比较而言,《简.爱》在彰显女性主体意识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受到男权话语操控的痕迹;而《呼啸山庄》则在想象的荒原上颠覆了男权社会的一切秩序。     

试析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的审美倾向

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由于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在剧本创作中表现出“以刺世事”和“凭心而言”的审美倾向。湖南现代话剧作家关心时政、“以刺世事”的积极面世的创作倾向的形成得益于在湖南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新式教育和亲戚朋友爱国思想的熏陶;他们擅于捕捉生活中的浪漫与诗情的“凭心而言”创作姿态的形成则离不开孩提时在湖湘故土养成的“诗心”主体。历史的、民族的群体实践以及社会、文化的遗传因子对湖南剧作家审美心理的形成产生了潜隐却是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