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1912-1924年）旗人生计问题研究

辛亥鼎革,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与清政府达成《清室优待条件》,民国政府做出了“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牟俸饷,仍旧支放”的允诺。实际上,八旗生计并未筹定,粮饷照发亦未落到实处,人口多达数百万的旗人群体在民国初年的生存境况急剧恶化。中央与地方政府成立专司旗人生计问题的机构,采取一定措施,例如创办旗人工艺厂与教育机构,清理旗产、直接赈济等。但总体看来,这些措施效果并不显著。旗人最终不得不走上自谋生计的平民化道路。     

家乡的今天

1990年我出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贡宝拉格草原。虽然没有30年的人生经历,但我深深感受到了30年改革开放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农牧业的腾飞,工业的发展,教育的提升,旅游业的开发,一个接着一个的巨大成果都让我们太旗人骄傲不已。     

从方志看清代直隶地区旗人社会之演进——以顺天、保定二府为中心

清朝入关后,通过圈地、投充与设立驻防等手段,在直隶省形成了旗人社会,该社会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并受到一套专设体制的约束.相对外省驻防,直隶旗民间交流充分,经历了一个冲突-磨合-融合的历史过程,不仅令旗人逐渐汉化,对直隶产生了归属感,也使民人认同并接受了旗人的存在,使直隶在民族革命时成为宁谧之地.     

年轻干部要在多干活中“淬火提升”

正今天的年轻干部就是明天党和国家事业的"擎旗人"、"顶梁柱"、"脊梁骨"。年轻干部要从"三门"干部实现"淬火提升",必须多干活、干好活,从中汲取营养、积聚能量,锤炼自我、释放"潜能"。一、不以活小而不干。初进机关,部分年轻干部十分渴望施展才华,干出点"显山露水"的成绩,证明自己的实力。但一旦看到任务不"压秤",甚至是没得"技术含量"的小活,就心态失衡,自暴自     

清代皇帝的年夜饭

我要说清代皇帝过年吃不添加任何佐料的白片肉,很多人都会说我胡扯。但的确是这样,根据清代的习俗,每逢过年,从皇帝到普通的满族旗人,都要用煮肉祭祀神灵,而这种祭肉,就是上面说到的白片肉。祭过之后,皇上就把撤下的祭肉分给各位大学士品尝。     

清中前期江宁八旗驻防新探——以档案史料为中心

清初江宁(南京)八旗驻防兵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清廷维系江南统治的军事支柱之一。雍正之后,江宁旗人渐染汉俗,战斗力持续下降。当局曾试图恢复八旗军的行围制度与骑射训练,但因受限于江南的自然环境,成效甚微。江宁驻防在满城内外拥有大量旗地。旗地类型多样、分布零散,均归属八旗官方所有。自清代中叶起,随着江宁满城人口的增长,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驻防当局虽采取迁移官兵、增加养育兵数量、出租旗地等多种方式缓解压力,但仍无法遏制八旗兵丁贫困化的趋势。     

五哥梅贻琦

五哥喂糕干我们一家兄弟五人,月涵(梅贻琦)居长,贻宝居末。因为“大排行”的关系,月涵的弟妹们都称他为“五哥”。五哥是我们大家庭的柱石,更是大家庭现代化的枢纽。我们这个梅族,据家谱上说,乃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武进北迁,来负责驻防天津卫的。不过,到了清朝末叶,家道早已中落了。父亲的功名还是考来的,两位叔叔的,则都是捐来的。     

汉军萨满祭祀仪式的象征与功能——以2012年吉林乌拉陈汉军张氏家族祭祀仪式为例

汉军萨满祭祀是汉军旗人在汉族原有祭祖习俗的基础上,受满族萨满跳神影响,最终定型的既别于满族萨满祭祀形态,又异于东北汉族祭祀(民香)的特殊祭祀形式。汉军祭祀仪式是一个独特的象征系统,具有群体性、地域性、整合性和传承性等特征,并具有标志神圣、祛邪纳吉、凝聚合族、教化族众的功能。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述评

刘小萌著《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填补了北京旗人社会研究的空白。本文对该书的内容进行评述,并对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清朝旗民婚姻政策考论

在清朝,满洲贵族为了保证旗人不被以汉人为主体的民人所淹没,而失去民族特性。许多政策、制度的制定,是以限制为目的,这使整个社会形成旗民两极格局。旗民婚姻政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但是,这种婚姻政策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层次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乃至背离。这种差异与背离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甚至无法调和,最终导致这种限制政策,如同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