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否很好融入城市社会,是关系到城市社会和谐、城市民族关系稳定的重要问题.他们在城市经历了"从流入到生存、适应再到融入"的过程,但从总体上说仍只是部分地融入城市社会.作为少数族群,他们的族群认同带有一种强烈的"选择性",极大地促进了族群内部的整合,但不利于城市社会各族群之间的融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不断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既遭到了来自社会的排斥,也在不断进行自我的限制,从而使其社会融入困难重重.应该大力构筑以融合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体系,但不能对少数民族"一味"地实行保护政策,否则会形成"隔离"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     

比较历史学视野中的《百苗图》

清朝所绘制的《百苗图》是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将《百苗图》与日本及奥斯曼帝国所绘制的图绘进行对比,以一个比较历史学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处于扩张时期的几个帝国,从而指出对他者的民族志兴趣并非欧洲所独有,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全世界的帝国体系之中。     

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五种类型分析

本文通过对南非、前苏联、加拿大、美国、瑞士等五个多族群国家的语言使用情况的分析,表明:语言权利是族群确立合法地位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同化策略还是多元化策略,如果是靠外力的强迫去推行,则会遭到抵制甚至造成分离,而如果是建立在自愿、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则能够加强各族群之间的交融,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睦.     

拉萨藏回及其文化思考

本文以拉萨藏回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拉萨藏回的定义进行界定.拉萨藏回,是对拉萨回族的俗称,是指当前户籍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地区,接受部分藏族生活习惯,与藏族通婚,穿藏装,说藏语.但信仰伊斯兰教的法定回族.其次,本文从历史族源、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三个方面陈述拉萨藏回的主要文化特点.最后,根据上文拉萨藏回的文化特点分析其引发的思考,即拉萨藏回是伊斯兰文化在西藏本土化的结果,体现了文化的适应性特征;拉萨藏回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变藏的文化表象,而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谐相处的良好范式.     

台湾政治族群与族群政治

一、族群的涵义与台湾族群的基本格局“族群”一词最早是1930年代开始使用,指自认为、或被别人认为有共同的来源与特殊的文化,而构成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一群人。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第二次大战以后,     

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

汉语"民族"概念虽然具有含混、模糊的特点,并带来使用和交流的诸多不便,但其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宽泛,所显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是欧美各国语言的相关术语不能比拟的。它能充分展现不同层次和不同层面的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综合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民族共同体的共性,揭示民族过程的规律与趋向,适应不同学科民族研究的需要。必须坚持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完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族群"概念的泛化使用会给我国民族研究带来困惑,不赞同用"族群"来取代"民族"。     

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当代台湾语言生态——基于“族群政治”分析视角

国民党独尊国语的极端政策到上世纪80年代中叶解严后有所缓和,由台湾"族群政治"矛盾引发的族群冲突开始不断对台湾语言生态形成强大渗透,进而深刻影响台湾当今社会的语言状况.语言冲突在当前的台湾尤为突出,而这主要源于语言、政治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语言的生态呈现的是人与文化、外部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语言不仅是表达工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从政治人类学角度切入,对台湾语言现象的研究会获得深入的认识.     

族群身份之论争: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郝瑞与李绍明的论争分析

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与中国民族学家李绍明展开的关于民族和族群的论争,是在中国人类学走向国际化的一次交流与互动.     

公祭:人类学的解读

在人类学看来,公祭具有多元性、地方性、族群性、社会性和政冶性等特点.公祭的多元性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表达,公祭的地方性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凸现,公祭的族群性是族群认同的一个边界,公祭的社会性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手段,公祭的政治性是一种文化权力的控制.因此,不可轻易否定公祭.但举行公祭必须慎之又慎,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地举行,制定公祭的法律法规,严格公祭审批,使公祭能在法制的规范下进行,既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又能够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和解”美学的现代性生产与跨族群想象——以“康巴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表述是一种再造主体性行为。由于“康巴”地域的异质性及其表述历史的晦暗不明,“他者”表述成为“康巴”形象/记忆建构的基本方式。以还原“真实的康巴”为修辞论目的的康巴文学,亦时常被纳入“地域文学”意义生成谱系框架加以研究。然而,当前学界以康巴文学地方性知识景观叙事性特征而将之纳入地域文学阐释逻辑,以其对地域性景观的真实性表述作为评价其成功与否的标志,其实误读了康巴作家群及其文学。康巴文学不是张扬“对抗的美学”,而是强调多元文化/族群“和解”的美学表述,预示了多民族文学发展某种新的可能。只是受制于后学理论话语影响,多民族文学的“和解”美学生产问题尚未引起研究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