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慰反侧之诏"看元祐时期宋廷调和新旧的尝试

元祐元年,新法派与旧法派的矛盾日渐尖锐,太皇太后高氏试图采取措施调和新旧关系。在吕公著等宰辅的协助下,经过一番努力,高氏颁降了"慰反侧之诏",公开宣布不再整肃新法派。然而,这一做法却遭到了言官的反对。反复博弈之后,诏书未能发挥应有功效,宋廷也失去了实现政治和解的最佳机会。此事对北宋后期的派系关系与政局演变均有不小影响,是理解北宋后期政治的重要线索。     

甘肃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打造文化制高对策思考

甘肃是华夏文明名副其实的源头地区。由于甘肃地理位置特殊,这里还形成了富藏活态的藏传佛教文化、华夏民族秦汉民俗文化、内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国境内的回族文化,它们交相辉映,相映成趣,与当代汉民族文化一道反映着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融合与发展变迁,它们都统摄于华夏民族的祖源地文化——华夏文明文化。新时代,为了更好地构建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精神价值符号,我们需要继续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诠释好中国智慧。重视甘肃的历史文化宝藏,为构筑"华夏文明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方法。     

西藏丹娘乡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状况调查与思考

作为乡村人口“在地化”的主要群体,西藏农牧区妇女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受制于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西藏农牧区妇女充分参与乡村振兴依旧存在诸多制约,无论是参与的广度还是深度均需突破。本文意在通过分析丹娘乡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透视农牧区藏族妇女发展状况,找准妇女发展障碍,进而提出乡村振兴和妇女发展两促进的建设性思路。     

论零售业顾客不满之根源及其对策

美国营销学专家詹姆斯.穆尔说:“现代企业的命运掌握在顾客手中,顾客是企业利润的最终决定者”。因此,顾客满意对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一项研究表明,让一个老顾客满意,只需花19美元,而要吸引一个新顾客,就要花119美元,减少顾客背叛率5%,就可提高利润25%。同时有研究显示:     

中国BOP表外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进出口伪报分析

本文首先讨论了进出口伪报的定义和估算方法,并使用世界进出口价格指数估算了1982—2005年我国的进出口伪报以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估算结果和分析表明,我国通过进出口伪报的BOP表外资本外逃在我国资本外逃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我国进口高报一直保持负值。这说明我国进出口伪报是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并且长期存在进口低报以逃避关税的走私违法行为,同时进口低报的非法资本流入也是2005年经常项目巨额顺差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原因。     

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     

关于《台湾当代新诗史》撰写及余光中评价问题——回应台湾高凖的批评

高凖以蔑视"政治挂帅"的人士自居,强烈反对<台湾当代新诗史>中加入反独促统内容.把政治妖魔化,把文学史的自主性等同于非政治性,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受过余光中伤害的高凖,对余光中有很深的成见和偏见,这影响了他对余光中文学成就的客观评价.关于"余光中热"在大陆的形成,决不是如高凖所言自上而下出自于统战部门的指示,而是出于广大读者对余光中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认同,是自下而上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是余光中本人的艺术成就所使然.     

案例教学中学生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工商管理本科生为例

学生参与度是案例教学效果得以保障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问卷分析结果表明,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大多能够认真阅读案例,但是在加入到讨论小组、主动发表自己观点和与同学辩论这三个步骤中参与程度都偏低;SPSS软件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因素可分为五类：课堂气氛、学生自身因素、案例的难度因素、案例的新颖性和典型性因素和沟通因素。     

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基于上市银行的数据

近年来,商业银行高管薪酬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理应对高管薪酬的科学制定起积极作用。我国商业银行由于在董事长与行长任免、董事长地位、董事会持股及国有股占比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制约了董事会这一重要作用的发挥。鉴于此,应从进一步发挥独立董事作用,重新放开金融企业股权激励,实现董事长与行长真正意义上分职,避免政府对董事会过度干预等方面入手,为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在高管薪酬制定中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