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递归程序的分析方法

通过实例介绍嵌套分析法、“回推”和“递推”分析法两种分析递归程序的方法，旨在对递归程序的执行过程有较深刻的理解。     

吐鲁番出土《唐怀洛辞为请公验事》考释——兼论唐代的捕亡类公验

《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首次刊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唐怀洛辞为请公验事》文书，为了解捕亡类公验的用途提供了新的证据。该文书应是申请捕盗公验案卷的其中一部分，内容是怀洛向高昌县县司陈辞，希望给与公验，以便在交河县安乐城抓捕盗贼。《唐怀洛辞为请公验事》文书便展示了捕亡类公验在访盗时的用途，其中所载怀洛申请公验，是更进一步用于“捉送”的环节。唐代的捕亡类公验是一种实用而又灵活的文书凭证。除了常见的出行类公验，此类与捕亡相关的公验也有较为广泛的应用。     

火焰山下的小“长安” 高昌故城小记

唐贞观三年(629年),一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行至高昌城,高昌王麹文泰热情相迎,与他结为兄弟,约定待求法归来,再回到此地弘法,并遣派4个沙弥、赠送大量物资、修书24封助他通关前行。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启程东归,欲前往高昌践约,听闻麹文泰已因病去世,无奈作罢。《大唐西域记》成书后,玄奘还不忘将其赠与麹文泰在长安的后裔。     

新见吐鲁番出土“入老”文书考释

新见《高昌延寿十五年(638)羁人袁虫子上启为乞入老免役事》是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件世子令，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王令。该令应“入老”事务而产生，事主身份为具有高昌特色的“羁人”,不仅在制度层面揭示了麹氏高昌的地方特色，更诠释了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此外，世子令的发现也丰富了麹氏高昌文书行政的研究类型，还为考察同时期其他中原王朝属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高昌回鹘时期的安西开元寺——据惠超造波罗朝佛像考证

布达拉宫藏一尊波罗朝铜宝冠佛像上有梵文和汉字铭文，据造像风格和梵文字体可确定其年代为10世纪。根据汉字铭文，这尊造像是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汉僧惠超在那烂陀寺所造，证实了唐代和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的存在。“惠超”的名字题刻曾见于库木吐喇石窟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的76窟和GK7窟，有可能和铭文中的惠超是同一僧人。10世纪时，惠超法师从安西至天竺那烂陀寺可走“西域—葱岭—西北印度”的传统丝绸之路与“于阗—吐谷浑旧地—吐蕃—尼婆罗道”两条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