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态度与策略量表(CASI)在员工职业稳定性评估与预测中的应用

当今职场竞争十分激烈,员工面临着个人利益、职业长远计划和企业忠诚等多重权衡与选择,越来越倾向于改变职业以求得实现职业目标的机会.而雇员的高流动性无疑会增加企业选拔、培训、保险等一系列人力成本支出,并可能对员工绩效和企业忠诚度等造成损害.     

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机构投资者的内部治理

机构投资者是国际金融衍生品的主要投资和投机主体,国际金融衍生品合约的不完全性导致需要对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进行治理,由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潜在的高风险特性和机构投资者与整个金融乃至经济体系的高关联性,使得机构投资者的内部治理是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机构投资者的内部治理是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和内控制度制定和执行的问题,通过合理的产权安排以促进机构投资者以资源、知识和能力为基础的机构投资者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发展.     

不废江河万古流——评骆宾王有关妇女题材的两首歌行诗

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中一位感情丰富的诗人。保存在《骆临海集》中的优秀诗作,通过精美结构和华丽词采,把诗人跳动的感情脉搏,不同的心灵感应,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他的歌行名作,尤其富于感情色彩。《帝京篇》早在唐代就被推为“绝唱”(《旧唐书·文苑传》)。“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基本上是自我“抒情”之作。《畴昔篇》是骆宾王因事系狱,“出狱”后对“生平行迹”(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所作的自我回顾。不只明代高棅、胡应麟有“富丽”“赡”“极”之誉,已故文学史家郑振铎还赞为比《帝京篇》更弘伟,“是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篇巨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     

黄化型大麦的系列研究 Ⅲ南黄大麦生长发育的调查

本文系统地报道了南黄大麦与原品种早熟3号在生育期、植株高度、叶片长宽、分蘖数以及穗部性状等方面的比较.指出南黄大麦除出土时间,倒二叶的长宽与早熟3号基本一致,剑叶长宽略大于早熟3号外,其余性状差异显著.植株矮小,生长发育缓慢,这与黄化型大麦叶色浅,叶绿体的片层结构不发达,光合机能弱,光合产物少有关.     

皎然"格高"说刍议

皎然"格高"说是古代诗论"格调"说的重要一家.皎然不以气骨之力为格高,他的倾向清雅高逸闲旷,还包含识度高明的意思.这种"格高"说和王昌龄<诗格>以意阔心远,气骨天纵为格高明显不同.皎然这种思想倾向对一些诗家的评价可能多少带有一点家族观念.可能还受到吴中地域文化的影响,但是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当时士风和诗风的变化,有的可能带有某种理想化的成份.     

地方政府高负债率真的“不必担忧”吗？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6月25日晚在上海举行的“2010陆家嘴论坛·浦江夜话”上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不必对目前部分地方政府高负债率问题有过大的担忧。“目前政府负债率比较高的主要集中在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地方,中央财政对这些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较大,可以逐步帮助其解决高负债率问题。”吴晓灵认为,     

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多元化战略关系的Meta分析

采用元分析和分层线性模型的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了国内外学者关于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多元化战略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不同特征与企业多元化战略有不同的相关关系,诸如高管团队规模与企业多元化战略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团队平均年龄、教育背景异质性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企业多元化战略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他特征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同时国家、行业特征等是解释现有研究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出了高管团队领域未来可能的研究课题。     

零起点／高比例的报销方式对于农民就医的影响——以浙江省H市C县为典型个案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自开展以来在各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农合不同于一般的农民合作组织,它是政府与农民的一种合作形式,获得了政府资源。因此,新农合在具体实施中势必会被地方政府所改造,结合当地的实际和经济状况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医疗模式。在本文中,笔者探析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采取的零起点、高比例的报销方式对于农民就医频率、就医流向和农村赤脚医生数量的影响。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原因及其经济后果一直备受争议。通过建立纳入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经济后果。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薪酬管制;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实证检验发现薪酬管制提高了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因此摈弃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收入分配改革与高管薪酬税收调节机制探析

改革收入分配格局成为我国"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重要使命,高管薪酬日益成为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重要因子。市场机制愈发达,高管等高收入群体收入税收调节机制也愈完善,调节手段也愈丰富多样。我国高管薪酬税收调节则严重滞后于激励机制,难以优化税收结构,释放应有的"控高"和"提低"效应。要尽快树立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税收调节理念,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完善股权激励的税收机制,健全税收征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