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乌方言看现代汉语的"V·de"结构及"de"的性质

本文从考察义乌方言入手 ,讨论现代汉语“V·de”结构及“de”的性质。现代汉语“V·de”结构与义乌方言的类似结构有着非常规整的对应关系。现代汉语里的“de” ,不管书面语作“得”还是“的” ,语音形式只有一个 ;在义乌方言里一个“de”却对应着两个不同的读音 :[tai]或 [ ]。两个读音泾渭分明 ,从不相杂。义乌方言的这一语言现象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它将引导我们分析各家的观点 ,并作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形似与神似，求真与求美--从本体诗歌翻译理论的角度分析

本体诗歌翻译理论主要探讨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该达到形似还是神似,译者应该求真还是求美,这是翻译界一直争论的话题。按照“形似与神似,求真与求美”的关系来分析江枫先生对艾米莉·狄金森的两首诗歌“暴风雨夜”和“篱笆那边”的翻译,可以看出,标点符号、遣词、诗歌的韵式和诗人的创作风格等方面体现了江枫译文的特点和风格：译文选词简单但富有张力,行文简约而内敛,与原诗风格颇似;但由于过于追求简约而稍显生硬和晦涩。总之,江枫的译文是形似与神似结合的典范,体现其“形似而后神似”的主张以及“简约而忠实”的风格,但并未完全实现“求真与求美”的完美结合。     

曹丕“文气”说新探

曹丕的“文气”说历来受到文学理论界的重视,对于它的阐发已较为丰富和完善,但对于“文气”说和曹丕其他文论观点的联系,却较少有人问津;而追根溯源,“文气”说和《典论.论文》中的其他观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文气”说实际上是文人相轻的根源,是建安文人成就功业的支撑,是建安文人不畏“惧时”立德扬名的动力。从它们之间的联系来考虑曹丕的文论观,会对曹丕的思想有更进一步的整体把握。     

汉字性质的符号学观照

汉字性质是汉字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历来在表意、意音甚至表音的选择上纠缠不休.皮尔士的三元符号模式能有效地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表意和表音事实上是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符号抽象化的程度不同而已.意音文字的提法不科学,因表意表音本身就处于"理据性→理据性·约定性→约定性"的符号链中.表意文字是最大强度的理据性与最大限度的约定性的完美结合,表音文字是最大强度的约定性与最小限度的理据性的完美结合.     

杨朱和《列子·杨朱》的思想

杨朱的“为我”、“重生”思想与墨家不同 ,但在“反社会”上和墨家有共同的理论指向。《列子·杨朱》的“名实”观点和先秦“名实”论具有不同的内容与范围。《列子·杨朱》继承了杨朱本人的思想 ,并以他的思想为材料 ,着重发挥其“反社会”的一面 ,用来反映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     

简析阿·敖德斯尔小说中的两类英雄人物形象

小说家阿·敖德斯尔在历史特定时期,用不同的创作思想和不同的文化品味塑造出性格气质不同的两类英雄人物形象。一类是作者用政治意识和战争思维塑造的革命英雄人物,其性格的突出点是: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英勇善战,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崇高的理想追求。另一类是作者在民间立场和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下塑造的民间英雄,其性格的突出点是:身强力壮,见义勇为,心地善良,品质优良,充满人性的真、善、美。     

“9·11”后的美国公众外交

“9·1 1”后 ,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进行 ,面对反美主义的日益高涨 ,美国意识到了军事手段的局限性 ,提出重新加强一度被忽视的公众外交。本文对美国公众外交的含义和历史进行了介绍与回顾 ,阐明了其在“9·1 1”事件后的转机 ,并作了简要的评价     

鲁迅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鲁迅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与他对魏晋文化资源的吸取紧密相关,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他对魏晋史学的研究,对魏晋古籍的辑校和整理.对“魏晋风度”一词的首次提出,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倡导,对魏晋学术和社会研究的贡献便是他研究魏晋史学取得的成就.     

网上考古的新发现——关于《碣石调·幽兰第五》的原本问题

《碣石调·幽兰第五》的原本问题为笔者同吴文光、戴微争鸣多年而未获结论的难题.最近,笔者运用http//www.emuseum.ip/cqi?SvoID=3&ID=wcq7&subid=s 000网站,发现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幽兰》卷纸本的原件,是为东京本之二.这次网上考古的发现证实了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确有两份《碣石调·幽兰第五》即东京本之一和东京本之二,后者为原本.本文探讨《幽兰》版本列表、对日本方面迟迟不提供原本之讨论.黎氏刊本与原本之比较等三方面问题.     

“以类相从”与“见微知著”--关于两部中古赋史的比较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与王琳《六朝辞赋史》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辞赋史的两部巨著,程著注重辞赋的类型化分析,王著则以作家作品分析见长,二书在叙述视角、叙述方法、行文结构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在书写过程中,二书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广博宏富的学术视角、客观的写史态度等。二书的论述,能够形成互补态势,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史全貌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