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道光年间的银贵钱贱与政府的货币政策

嘉庆道光年间,银钱比价由原来的银贱钱贵转为银贵钱贱,学者们对这种转变的原因众说纷纭。本文利用数据对银贵钱贱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众多因素中,只有人口对银钱比价存在显著影响,即人口的迅速增加是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针对银贵钱贱,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减铸铜钱、禁银出洋和禁止鸦片进口。     

中西医救治吞服鸦片中毒的博弈及其社会影响——据19世纪70年代《申报》分析

晚清上海出现吞服鸦片自杀的社会现象,中西医均参与了对自杀者的救治。西医在救治过程中的疗效日渐优于中医,于是求助西医治疗的人开始增多,中医也开始仿效西医开展诊疗。西医以其科学的救治方式获得了中国社会认同,并对中医产生了影响。     

赤峰地区的鸦片种植从直隶传入

赤峰地区是近代中国北方种植鸦片最多最广泛的地区之一．赤峰鸦片最早由何处传入？传统观点认为由沙俄传入．本文对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否定性结论：赤峰地区鸦片最早不是由沙俄传入，而是由英国传入直隶再传入赤峰的。     

《万国公报》反鸦片言论特点刍议

近代来华传教士为了维护传教利益,坚决反对鸦片吸食和鸦片贸易。《万国公报》的反鸦片言论以鸦片对身体的伤害为切入点,以“灵魂得救”、“信仰福音”作为戒除鸦片的根本方法和最终归宿。这些言论在根本上服从于传教士的传教利益,同时也体现了传教士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     

痛诋与对抗:清末朝野对新政的认知和反应--以鸦片禁政时期的财政状况为背景

鸦片税是清末新政的重要财政基础 ,清末鸦片禁政导致鸦片税收日渐式微 ,新政的财源也日趋减少。朝野人士在鸦片禁政的高潮时期 ,对新政事业的各种举措颇有微词 ,官界非议和知识界的责难交互影响 ,对新政的评价愈来愈趋向低调 ;下层民众因新政筹款和禁烟财政抵补 ,群起反对兴学、警政、户口调查等新政举措 ,酿成风起云涌的民变风潮。晚清人士对新政的认知和评价趋于低调 ,根由均与清末财政困境有关。     

论近代营口的开埠对东北地区的影响

营口开埠是英国凭借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侵略的产物。营口开埠后,英国及沙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入侵,对整个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其严重影响有：鸦片的大量涌入带来深重的毒害;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开设洋行,对东北地区进行疯狂的经济侵略;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东北地区迅速地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民国时期浙江鸦片流播与社会控制研究

民国时期浙江区域内鸦片的制运贩售与吸食现象严重,为此,政府主导下曾形成专人专责督禁、舆论禁毒宣传、分期检查与限期戒毒相结合的工作特色。禁烟特派委员发挥了重要作用,调查统计烟民信息,协助禁戒烟机构与办法的组织与制订,推动基层官员与社会热心人士、民间团体参与禁毒,民众依法秘密举报烟犯也受到鼓励。     

19世纪中国鸦片的生产替代及其影响

罂粟早在唐代就由阿拉伯商人引入中国西南地区种植,19世纪以前是作为花卉和药物使用。中国种植罂粟且作为加工毒品的原料,大约在19世纪初期,19世纪30年代后种植渐广,种植范围也逐渐由西南边疆扩大到内地。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表面上仍然执行禁烟措施,但因为内外交困的形势,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力不从心。实际上,清政府在默许鸦片走私合法化的同时,也采取了容忍甚至鼓励农民种植罂粟的政策,不少官员主张以自产鸦片代替进口鸦片,这直接导致罂粟种植面积迅速增加,鸦片加工质量也逐步提高,已经逐渐可以同进口鸦片进行竞争。云贵川西南边疆始终是中国罂粟的主产区,19世纪后期云南全省有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鸦片成为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产鸦片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进口鸦片已退居非常次要的地位。鸦片是在中国历史上传播时间最短而种植地域最广的一种作物。种植罂粟不仅是政府增加财政税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也是农民增加短期收益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广大农民不仅没有因为种植罂粟改变严酷的生活处境,反而更加悲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因种植罂粟而染上鸦片瘾者越来越多,他们陷入更困难的生存状态;种植罂粟必然占用大量耕地,粮食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经常造成饥荒。     

银荒问题与道光朝士大夫的"以货易货"主张

道光时期,由于鸦片入口而导致了严重的银荒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士大夫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严禁派和弛禁派各有不同的主张,但却都把以货易货作为解决银荒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内容上,严禁派的以货易货主张主要偏重对鸦片以外商品的交换方式的控制,弛禁派的以货易货主张则以鸦片为主要内容,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利益出发点,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道光时期人们思想认识的局限性。     

论当代西方神学与马克思思想的耦合——从马克思对“鸦片”一词的使用谈起

马克思和鲍威尔都用鸦片来比喻宗教的作用,但二人的主张不同。在马克思早期使用鸦片一词的时候,欧洲人还普遍视鸦片为一种药品,而马克思则有意借其来表明宗教具有的催眠和惊醒双重作用。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当代西方神学与马克思思想的耦合提供了契机。当代西方神学与马克思在确认的历史情境、认同的主体、强调个体心理和主张实践的观点等方面都存在着耦合。因此,当代西方神学不仅借鉴了马克思,而且从宗教神学的立场对现存资本主义及其前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