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视域下的土家族族内社会支持网络特征研究

恩施土家族族内成员相同的心理与思维方式在人际关系、家庭、宗族和互助团体等社会支持网络上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对于维系土家族地区当代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农村汉族宗族复兴原因探析——以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这为宗族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重庆松溉罗氏宗族以元末明初入川的罗祥胜为始祖,于1992年开始新修族谱,1995年开始举办清明会,2006年开始重修祠堂,上述活动预示着罗氏宗族已经开始复兴。松溉罗氏宗族复兴历程表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是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文化机制,农村社会的意义危机是宗族复兴的外在社会动因,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宗族复兴的经济基础,服从当前政治的总体要求是农村宗族复兴的生存策略,族内精英的文化实践是宗族复兴的中坚力量。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的土司宗族构建——以西宁卫东李土司为例

宗族研究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重要钥匙。文章利用《西夏李氏世谱》中的谱序、谱跋及碑铭等资料,从共同过去的言说、祖先记忆的重构、军马田的经营等三方面对明清时期西宁卫东李土司的宗族构建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共同过去的不断言说、祖先记忆的持续重构及军马田的族内经营,成为宗族构建中强有力的文化纽带和赋役纽带,使得明清时期卫所管理体制下构建起来的东李土司宗族,不仅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特殊的赋税共同体。     

张谷英村落体系空间结构历史变迁初探

对张谷英村落体系的空间结构变迁过程进行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利用张谷英村落遗产价值.根据实地调研与张氏族谱资料,我们发现张谷英村落发展变迁历程可分为村落肇始、龙形村落阶段、双核心村落体系阶段等三个阶段;元明清之际的人口迁移、历史时期张谷英村落地理环境、内化的宗族观念与风水思想等是张谷英村落体系变迁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影响的着力点在于张谷英村落的人地关系,在传统农耕时代的人地关系中,"人"是通过宗族组织起来的人,即张氏宗族:"地"即为张氏宗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土地的占有与利用是人地关系矛盾的焦点,传统农耕时期的村落活动半径决定张谷英村落必然由集中走向分散.最终形成双核心村落体系.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明清徽州的社会慈善救济义举

古往今来,任何时代,在大多情形下,对于社会慈善以及救济方面的民生保障都会有各显不同的一套社会机制。人们平日维生会遇到众多难题,贫病之人难于度日,即使一般人家遇上灾荒、瘟疫,都将困顿不堪,如何应对？传统的方法是地方政府（更多的是宗族组织）倡设义仓、置办义庄（义田）,在灾荒或青黄不接之时低价出售仓粮。宋代以降,社会上出现了养济院、育婴堂之类的组织,收养孤老和弃婴,到明清时期尤其在清代,善堂增多。徽州的社会慈善以及救济保障义举就很普遍,它们属于传统的乡村范式,带有浓烈的宗法社会色彩。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农村民间组织研究综述

民间组织的存在,是我国农村社会从古至今发展的鲜明特点。在新时期的经济、社会变革中,农村社区发生巨大变化,其中,农村民间组织从种类和数量上也发生了变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社会的基本特点,农村民间组织的定义、农村民间组织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