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宗族势力的复兴及其对法治秩序的危害

南方宗族势力具有宗族成员的单纯性;地域上的严密性和封闭性;宗族意识的浓厚性等特征.在社会生活中宗族发挥了以下功能向本族成员提供归属的精神家园,舒缓社会性紧张;互助;权利的保障以及组织公益事业等.与此同时,宗族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对法治秩序的严重危害.     

鄂西土家地区宗族组织的历史变迁

湖北土家族长期聚居在鄂西武陵山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鄂西土家地区的宗族组织和宗族生活随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出现了勃兴、发展、衰微、回复的过程,对当地民间社会生活和社会基层组织建设产生了久暂不一的影响.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材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此作出了较详尽的分析.     

元代温州的宗族建设

随着有元一代理学在温州的深入传播,最终促使温州士大夫接受并进行社会化的实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族建设.在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如族谱修撰、祖先祭祀、祠堂建设、族产兴置、家族教育、族人救济等领域的实践,使元代成为温州宗族走向明清时期全面繁荣的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明清时期区域社会中的民事法秩序——以湖北汉川汈汊黄氏的《湖案》为心

明清时期,湖北汉川黄氏宗族拥有汈汊湖水域的大量湖产撕墓槭粑侍?他们与周边众姓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讼,并将相关的诉讼文书、契约等收入族谱中,总名为《湖案》。如果仅从制度的角度对这些材料加以研究,固然会得到一些民事法秩序的规范性内容,却有可能掩盖丰富的经验事实。如果将它们置于区域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在实践的层面进行分析,则可以看到权利的实现与宗族建设、司法审判与民间秩序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基层社会结构与国家制度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区域社会民事法秩序的具体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中国近代早期南方宗族变迁

南方宗族组织在近代早期的大变局下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由于打上了近代化的烙印,不同于以往改朝换代或战乱过程中的宗族反应。宗族组织在近代早期虽受到打击,但其势力仍然强大,一些宗族的某些新变化正表明了其惊人的适应力。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的比较研究

同处江南的徽州与苏州,因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两地社会控制的方式不同。徽州为宗法社会,明中叶以来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多是经由民间宗族组织实现的;而苏州则复杂得多形成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多元控制格局,直至太平天国战后,民间组织才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比较两地社会控制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对应关系以及社会控制机制与社会发展路向之间的内在联系。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共生的实际形态研究——以岩镇为中心

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徽州村落的主要居住者均为同姓宗族,少有他族,但在徽州市镇中表现出诸多宗族共生的生活状态.以岩镇为例,有多达十数个宗族在一地同居生活,这些宗族和谐共生,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族共生状态的形成与稳定不仅受到了当时徽州宗族社会整体的影响,也有岩镇地区独特商业氛围的作用.从这种状态本身探寻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可以从另一角度阐述宗族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生态.     

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