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治理中的传统组织与民主建设——以宗族与村庄组织为例

在宗族型村庄,某些自发的非正式组织如村庄、宗族等自治组织按民主—自治的规则治理着底层乡村。虽然其自治结构与运行质量尚是初级的、"原始的",但却表明了农民对民主—自治的内在意愿与实际能力。乡村的宗族等传统组织资源,不仅不是社区公共治理的障碍,相反有可能成为民主—自治的基础。不过,宏观体制与政策,如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不允许农民自组织起来的政策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的行政化约束等,都严重地制约着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因此,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还应该进行政治上的进一步改革。     

宗族法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以明代为例的阐析

宗族法作为国家法必要的补充,刻意鼓吹天理性命,一意尚农,强化对土地买卖的干预,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宗族与村庙——粤西潭村石头庙与潘姓宗族

本文以粤西潭村为个案,从乡村社会的信仰仪式与宗族整合和认同的视野入手,分析了该村的村庙与宗族的整合模式,并指出传统生产方式的恢复是民间信仰复兴的最根本的动力.     

明清宗族演剧活动特征简论

明清时期,各地方宗族热衷演剧,纷纷在宗祠内或宗祠旁建立戏台,形成“有宗必有祠,有祠必有台”之势。当时的宗族喜欢用演剧来表达他们对祖先的追思、对神灵的敬畏、对喜事的欢庆。与瓦舍勾栏、会馆戏园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戏剧活动相比,宗族演剧活动更多的用于祭祀神灵与宗法教化,具有神灵祭祀性、封建宗法性、劝世教化性等特点。     

宗族对近代湖南社会的影响

以近代湖南为例,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宗族对近代湖南社会的影响,认为宗族对近代湖南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巨大效应:一方面起着促进湖南社会进步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起着阻碍湖南社会进步发展的消极作用。     

清代徽州家谱的谱禁

清代徽州谱禁始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并延至嘉道年间。谱禁的内容包括避讳、抬写、改正违碍荒诞字句等。徽州家族在执行谱禁规定时更为严苛,对徽州的家谱编修既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有积极作用。谱禁将专制文化渗透至民间私人领域,是清代专制文化强化的产物。     

当前中国农村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对新近研究的评论和分析

在当今中国乡村研究中,宗族“重建论”与“瓦解论”同存;对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的“肯定论”、“负面论”与“中性论”同在,至今尚未形成关于宗族重建及其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清晰图像与理解。这种状况与近年来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缺失密切相关。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在深入田野,以抓取第一手资料,且研究的规范性增强,学术对话意识和累积意识大步提升,但多数人所作的只是个案研究,尚未延伸为多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更未有较大面积的抽样调查;既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和讨论标准,也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视角也不够多样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解决大国家与弱国家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国家借重两种力量,一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私的力量,一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带有半公性质的力量。较小的家庭规模,无法解决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是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及相对自主的地方自治组织的强有力存在为前提的。这构成了我们继续讨论传统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基础。     

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对国内近十年来相关研究的述评

改革开放后, 沉寂多年的宗族在乡村复活,对当代农村社会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并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进程.本文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这一领域中研究的述评.     

白孝文:从宗族的“样板”到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白鹿原》人物论之四

白孝文是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又一个命运大起大落的人物。这一形象中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容和社会历史内容。白孝文由封建宗族的“样板”演变为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的历程,凝聚着许许多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政治内涵。这一人物灵魂的异化也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悲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