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

本文从文化构成的角度，对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即“心理生活空间”）的形成与特点作了初步研究。文章认为，构成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精神空间”的主导因子是宗族观念，其次是宗教意识；并引入“心理场”的概念，对村落的“心理生活空间”的情形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从整体上来说，是一种包括宗族观念和宗教意识等因素在内的复合型“精神空间”     

海外华人宗族文化及其历史使命

本文依据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宗族的变化和发展，探讨了海外华人宗族文化的实质与特征。认为海外华人宗族文化是华夏宗族文化的外延和演变，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以及开放、兼容、更新的自我发展能力，因而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据此对海外华人宗族文化在２１世纪的发展前景与历史使命作了展望和简要论述。     

明清徽州宗子考论

受张载、程颐、朱熹等宋儒及其后儒家学者立宗子法理论的影响,明清时期徽州不少宗族在本族内部设立宗子并建立相关的制度.在设立宗子的各徽州宗族内部,宗子拥有权限不等,或仅享有主祭权,或享有主祭权兼及其它族务管理权.设立宗子是从血缘和宗法精神的角度考虑,若宗子不胜任,徽州宗族往往弃之而择贤任能.从总体看,徽州宗族实际控制权主要掌握在族长等人手中.     

“天下第一难”

前言：土地，对于经年累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中求生的中国农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那么简单，土地上承载得更多的是依托土地建立起来的传统乡土情感和宗族维系，“金窝银窝，最舍不得的是自己的穷窝”，浓重的乡土情结也造就了中国农民故土难舍的土地依赖。搬家，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件家族大事，它不仅意味着居住处所的迁移，还意味着旧有宗族和邻里乡党关系的割裂，     

论先秦到两汉宗族形态的变迁

随着战国时期先秦宗法社会结构的瓦解,秦汉社会有一个宗族重建的过程,西汉武帝以后的选官制度为累世经学者提供了经学入仕的条件,继而四世三公式的官位世袭为世族的稳定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他们得以重建宗族的势力,到汉末终于完成了秦汉宗族社会结构的重建工作,魏晋的九品中正制更使这种宗族把持政权制度化,进而形成士庶天隔的新的士族社会结构。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批判——兼论宗族研究范式的认同取向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对中国学界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批判,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理论的批评有一定偏颇,特别是对构成弗里德曼宗族研究范式之内核的地方化宗族和组织化宗族理论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此外,由于解放后中国宗族的演变超出了弗里德曼所勾勒的传统宗族模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的宗族与弗里德曼所论及的传统宗族也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弗里德曼的组织化宗族和地方化宗族的研究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宗族研究已经不太有效。当代中国的宗族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文化现象,以文化认同作为当下宗族研究的可选进路,有助于突破宗族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解释策略之局限性。     

作为象征的宗族公产——以黄梅县程氏宗族为例

以往学者多将族产作为宗族的经济基础来加以考察，但在黄梅程氏的各房支争夺族产的个案中，显示了其作为界定宗族边界的标尺。明清时期，庶民宗族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间赋役制度、官方的态度、地方社会的反应等等因素都在左右着这一进程，本文通过对黄梅程氏个案的细部描写，以此反映出这一过程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