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黄老新“道治”的历史阐说——论《淮南子》著述意图、文本结构、思想体系及其政治理想

刘安及"淮南学派"对《淮南子》的思想著述,根本意图在于为"刘氏"立言,其中隐含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因此实际上表现为为"刘氏"天下立言与为"刘氏"王国立言的复杂意涵。基于此,刘安对《淮南子》展开以"道治"为核心理念与视野的文本结构规设,并将汉代黄老治国方略推向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构建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在《淮南子》文本结构的谨严安排中,刘安还表达出追求"道治良序"的深层的内在诉求,试图实现世俗性的政治秩序与超越性的心身秩序的交互融契,促使西汉统治者获得更为良好的政治主体发展状态,进而推动西汉王朝走向长治久安。     

大道哲学:后现代主义的健康导向

否定性后现代主义集中体现了“现代性危机”,即德性传统失落所造成的精神分裂和意义危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揭示了还原论科学世界观是现代性危机的症结 ,主张建立“返魅”的有机论的后现代科学世界观 ,是对现代性的辩证否定。中华传统道学智慧与后现代科学世界观具有同构性与互补性 ,可以导后现代健康趋势于博大精深境界 ;只有它才是遏制巫术邪教流行的良药 ,才是解决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按照“道德原则”与“治理原则”的不同历史组合态势 ,社会发展从总趋势上呈现为德治、宗治、法制、理治、道治五个阶段的“s”螺旋式的发展态势。中华民族有可能率先进入具有情理圆融、中道智慧的后现代“理治”社会     

扩展中异化的后朱熹时代的道学话语——以北山学派为例

朱熹后学在对朱学传承扩展的过程中,其道学话语呈现出异化特点,即主话语的扩大化,在将以<四书集注>为核心的朱学经典教条化的同时,由<四书>扩向五经阐释,乃至四部,把朱熹由博返约的学术范围转变为由约向博;话语的非道学化,以制度、训诂等补释朱学,使得朱学走向了多元的学术路线.朱学在其中渐失去理论特性和自身生命力,发展陷入困境.     

“主德”与“偏材”:《人物志》理论主题新探

《人物志》的理论主题是研究帝国领导班子的建设,即从不同角度探讨“主德”(君主)与“偏材”(人臣)在体质、性格、能力和任职方面的差异,以及如何从体貌、言谈、行为等方面鉴别他们.尽管领导班子存在“英雄”型创业人才系统与“中和”型人才系统两种形式,但其领袖人物的素质都是中和均衡,故能以客观公正之心顺应人才规律,无为无不为.《人物志》属于黄老道家管理哲学在人才领域的具体运用,对中国现代人才管理,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荀子是黄老学者,还是儒家代表人物?

本文认为荀子是前期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继承孔孟儒学的过程中，虽然接受了其他学派的一些影响，但他并没有偏离儒学的轨道，他的思想学说表现出鲜明的儒家特征。文章把荀子的思想主张与儒家学派和黄老学派的基本特征分别──进行对照，并对历代学者对荀子的学派定位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同时细致辨析了荀子与稷下学者的关系，从而认定荀子决不是黄老学者，而是典型的儒家代表人物。     

担当生前事,何计生后评——著名道学家、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孚琛先生的特殊贡献

著名道学家、道学研究会会长胡孚琛先生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在科学家杨石先、黄友谋、钱学森的支持下,在道学专家王明、王沐等人的指导下走上了潜心研究道学之路,独辟蹊径,收集整理和研究道教丹诀,卓然成为当代丹学大家,由江湖化到学术化,这是胡孚琛先生在新时代对丹学的特大贡献,他提倡新道学文化战略,以图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是一个担当"文运",特立独行的著名学者.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     

不可不醉,不可太醉——话说酒鬼酒的大师情缘

艺术大师黄永玉先生二十多年前设计了大俗大雅的酒鬼酒瓶,震动中国酒界和包装艺术界,二十多年后,年逾八旬的黄老再度出山,又为酒鬼酒外形整体提升设计了外盒包装,并提笔欣然写下"不可不醉,不可太醉"的醒语,颇有禅机的意味。喝酒不醉不能体会酒的妙处,正所谓"无酒笔不纵,无酒剑不雄!"醉后脸色红润、精神焕发、才思敏捷、妙语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