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中黄老学说在西汉文景时期的实践

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政策在文景时期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帝四经》的出土不仅证实了当时黄老思想流行，且统治者实施黄老政策的文本依据很可能就是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一批黄老学著作。本文以《管子》为个案，依次从曹参治理齐地与《管子》黄老，《黄帝四经》与《管子》黄老，曹参、陈平为政实践与《管子》黄老等三个方面，论述汉初文景时期对《管子》中黄老思想的实践问题。     

唐代道士在长安宫廷的活动及其影响

本文通过唐代道士在长安宫廷的活动,揭示道教与政治、道教与学术的相互关系,说明道教对唐代的大一统和长安的学术界都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肯定道教在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为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宗教学作了点滴尝试。     

正性清静,气质驳杂--论道教的人性论思想

在人性论上,道教对早期道家、黄老道家有着历史继承性的一面.同时道教又进一步向前推了道家的人性思想,发展出一套"正性清静,气质驳杂"的人性论,认为清静正性体现的是人性的普遍和一般状态,与理想化的"道"、"德"相联系,而落实到现实的具体的人身上,由于气禀的原因,就不那么整齐划一了,故人的气质之性是驳杂不纯的,与普遍意义上的"道"德"有了一定程度的差距,因而现实中的人性是善恶、智愚、贤不肖混杂.道教的人性论,为宋儒"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说的提出提供了思想资源.     

"黄老"思想的起源与吴越战争的关系

“黄老”思想的起源与吴越战争有很大关系。在思想方面 ,有 16条范蠡的思想为黄老哲学所吸收 ;在历史事件中 ,有 9条史实与黄老思想形成有关。可以断言 ,《黄帝四经》的成书与黄老思想的起源与吴越相争这一历史事件 ,特别是与范蠡的谋略是分不开的。《黄帝四经》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中国智慧集中的表现。     

宋濂辨儒

宋濂是明初重要的理学家之一,他以道学自任,并从道学的角度对诸子之学进行了细致地辨析。儒可以区分七类,其中道德之儒不仅不是"不足用"和"少功",相反是"千万世之所宗"。对儒的辨析和重"道"的道德之儒的重视,充分反映出了宋濂"以道学为任"的政治理想。     

韩国儒学的道学思想

道学又称理学,指的是宋明间持续七百年的思想主流,而朱熹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韩国视野中的道学是一种正确认识人伦事实判断的客观真理和价值判断的规范性知识,修养人格以期在社会上实现正道的一种实践性学问,它同时具有人道精神、哲学精神与义理精神三个方面.在韩国固有的传统思想里便有道学思想的萌芽,而宋代的道学思想于高丽末期传人韩国.韩国道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郑梦周、赵光祖和赵宪.在道学思想的三个方面中,韩国的道学思想尤其强调义理精神.由于国家规模、民族传统以及社会条件的不同,中国的道学思想是在包括性的、远心的立场中形成了以包容性的人道精神为中心的思想.与此相比,韩国的道学思想则在内在的求心的立场上形成了以批判性的义理精神为主流的思想,这可以说是韩国道学思想的特征.     

《史记》与黄老思想

黄老道家形成于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假托、推崇黄帝,以老子之学为核心思想,兼采杂揉阴阳、儒、墨、名、法诸家学说要旨,对早期道家消极“无为”主义进行改造和扬弃,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提倡发挥人的主观     

试论李贽明德教育和学习的态度

李贽相信,不断广泛地、多种形式地学习是明德惟一正确的途径.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学习者,教育和学习不能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异想天开、主观臆断等等.教育和学习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1],要采取戒骄戒躁、好学不厌的态度.具体说来,就是要采取"四勿"[2]的态度."四勿"的关键在于"知礼".知道何礼为非,何礼为是,是实现"四勿"的前提和保证,即必须懂得什么是"礼"与"非礼".如果以非礼为礼,以礼为非礼,遵行"四勿"就是南辕北辙.这实际上就是要先明礼和明德.那么李贽所认为的"礼"是什么样的呢?他认为"人所同者谓礼,我所独者谓己".因害怕引起歧义,他又进一步解释说:     

“气”与船山心性论

本文认为 ,船山对“气”范畴的新规定并使之上升到本体地位 ,对他重新诠释儒家心性之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为其关于心性问题讨论的基石 ,“气”的理念贯穿船山对心性论的理解 ,也是我们理解船山心性论的关键。     

张脉贤会长在主持黄山市程朱理学研究会第一次理事会上的开场白

市新安朱子研究会更名程朱理学研究会，是为了拓展研究范围，探讨二程到朱熹整个理学形成过程，原因，作用，使思想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深度和高度。同时也扩大了程朱宗亲联谊的范围。今天我们在屯光开会，二程与朱熹祖居都在这里，在篁墩，在屯溪，在黄山市，这里叫“程朱阙里”。二程的子孙来祭过祖，朱熹自己来祭祖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