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论管仲及其思想内蕴

作为秦汉道家的重要论著,《淮南子》对管子有着多方面的思想认识,表达出由衷的尊崇之情,将其看作春秋时期的政治伟人之一。虽然《淮南子》对管子生平所言不多,但无论是对管子之功,对管子之才,还是对管子之思,都是极为推重,赞赏其忍辱进取、兴国为民的政治精神,称扬其尊王攘夷、佐桓兴齐的政治功业,视之为“贤相”楷模。立足黄老,《淮南子》论管与儒、法家有异,彰显出鲜明的道家精神,并试图借鉴管子兴齐的政治经验,探求西汉王朝的长盛之谋。     

自由共道文人笔——90年代思想史中的“道学”与“儒林”

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会被救亡所压倒、被学术所冲淡。——王元化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晋武帝于泰始四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推行了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循任下等一系列具有清静无为特点的政治举措。这是晋武帝有意模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为缓和前朝所遗留的政俗诸弊而采取的手段。这些举措确实起到充实西晋国力的作用,也为伐吴之役及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对这些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司马氏标榜儒学名教之治的表面下,黄老思想实际上推动着晋初政治的进程,并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南宋科举、道学与古文之学

时至南宋,科举、道学、古文已然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知识话语体系,隐约呈现出一种自成壁垒的态势,却又相互渗透、交织。在此格局中,大量古文选本的出现,明显是受到了科场风气的左右和广泛流行的时文选本的影响。这突出体现在对于“论”体文的重视和采用圈点标抹、附加评语的编辑形式,古文作为专门之学开始成形。迄于宋朝晚期,随着道学运动的渐次展开,道学话语开始在南宋知识体系中占据主流地位,古文话语有明显向道学话语靠拢并与之结合的趋势。而陈耆卿、车若水两代古文家转向道学的例证,则很好地诠释了晚宋道学的巨大冲击力。     

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再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如果说西方文明是"狼的文明",中国儒学文明是"羊的文明",那么道学文明则是"龙的文明".道学文化是人类唯一保存下来的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原生态文化,它是人类最初的文化,也必将是人类最后的文化.新道学文化的创立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重构,也是世界上"第二轴心时代"普世文明的发现.我们应以道家的自然生态文化为基础进行现代化诠释和综合创新,将现代西方文化的精华接纳进来,创立集古今中外文明精粹之大成,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文化,以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21世纪人类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     

《鹖冠子》的归属问题

在先秦诸子中,<鹖冠子>一书的命运可谓最为乖舛.自从被柳宗元斥为伪作以后,这部书就很少受到关注,直到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鹖冠子>才得到公正的评价.但是,这部书在先秦诸子中的归属仍颇有争议.从目录著作和<老子>、<黄帝四经>、<鹖冠子>中"道"的一脉相承的联系两方面,可以看出其属于道家.     

哈耶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概述及与黄老思想之比较

哈耶克从自由主义出发,认为人的理性有限。社会的发展必定是自发的,一切企图建构社会制度的思想即理性建构主义终究要变成一种对人类文明的破坏。而我国古代的黄老之道与其有着相似性。本文从哈耶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入手,简要介绍哈耶克的基本思想,同时也对两种思想所具有的相似做了比较。     

叶适论道学与道统

在宋代新儒学运动中,道学是一个集政治文化、学术活动与思想建构于一体的复杂称谓.文章试图通过对南宋道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代表人物叶适有关论述的梳理,呈现道学的多层面内容,以及他在儒学思想上与朱熹所确认的道统截然不同的建构.第一是梳理叶适在政治层面上为道学辩护,强调道学是起于民间的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学术活动,其宗旨是本于公心以发公论,道学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仅在于排除来自官学的垄断,而且在于摈斥来自内部的独断性论说.第二是分析叶适在学术层面上对道学的界定,指出道成于学,舍学无以成道,否定在道的问题上对权威的尊崇,主张知识的习得是贯彻儒学成圣宗旨的惟一道路.第三是讨论叶适在思想层面上对儒家之道的诠释与论证,通过"总述讲学大指",针对朱熹<中庸章句序>,完整地诠释与论证了儒家之道的历史性建构、孔子述道的性质与意义,以及曾子以下直至程朱一系对于儒家之道的误读及其存在的神秘化倾向与唯我论特征.     

道学的产生及其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确立

从道学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出发,追溯道学的源流,并通过道学与佛道二教的关联,以及道学与新学、蜀学和心学等其它新儒家学派的关系两个视角,探讨道学被确立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统治意识形态的经过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