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的身体观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主张,将中国的富强之路明确定格在国民的素质提高上,将宏大的启蒙明确落实在微观的个人上,体现出历史的进步;其中的"鼓民力"主张,是对中国千年文化传统的一个反拨;严复把"身体"与启蒙、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通过由国到人、由人及身、由身返国的思考逻辑,将身体纳入救亡强国体系,开启了晚清以后身体政治化、国家化的思想路径。作为一种积极的身体政治,它成为一种新的理念阐发而闪光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并得到同时代及后人的广泛响应,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以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运城花敲鼓与临汾花腔鼓表演风格比较

花敲鼓与花腔鼓都是晋南传统鼓舞。由于播布区域不同,其表演风格各具特色。花敲鼓是花鼓中唯一一种以纯敲鼓为演奏方式的鼓舞,因此又名花干鼓。花腔鼓是北方极少见的一种与傩相结合的鼓舞。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坏境影响下的花敲鼓舞以欢庆为主,花腔鼓舞则以祭祀为主。     

诠释学视域下“临尸而歌”的经典化路径

“临尸而歌”的经典化路径有两条:第一,隐存的路径;第二,显在的路径。隐存的路径是指庄子与庄子后学在通达“齐生死”的逻辑进路上有所不同。在“临尸而歌”中,庄子把生死问题置于“心——道”结构的内向人生修养框架下予以消化。在“鼓盆而歌”中,庄子后学把生死问题置于“气化论”的视角下理解。显在的路径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庄子后...     

从连云港双龙汉尺看汉代建鼓艺术

结合2002年连云港市海州区双龙村发掘的双龙汉墓出土的制作精美的木质汉尺,研究了在这个尺的背面上的大象拉鼓车图案,认为汉尺上所绘的建鼓具备了汉代建鼓的突出特点,根据双龙汉尺中的建鼓图案,对汉代建鼓进行了探讨。     

“奇正”本义探微

“金、鼓、铃、旗”古代形名指挥系统,是“奇正”概念赖以建立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这种指挥系统已被逐步淘汰,今已不复存在,“奇正”的本义与概念也随之而模糊甚或丢失。在整理古人对“奇正”内涵解释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再定义、再发挥,以使古老的“奇正”焕发新的生命力,为现代军事学服务。     

广州市大新路中国民族乐器店坊的实地考察

广州市越秀区的大新路被称之为"乐器一条街",这条街上目前有十多家制售中国民族乐器的店坊.早在解放前,大新路就因开设三、四十家狮鼓用品店坊而知名,解放后,大新路继承了濠畔街在乐器制售方面的地位,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乐器制售地.这里制售的乐器琳琅满目,但大多是供本地乐种使用,如有各种形状和用途的牛皮鼓,有弦乐器高胡、扬琴、各种形状的秦琴、椰胡等.尽管大新路上也有一部分制售西洋乐器的店铺,作者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主要调查的是几家民族乐器店坊.     

土家丧鼓

巴东后乡的土家文化事象中,尤要提到的是土家跳丧。土家地区有种说法,叫“南摆手,北跳丧”,这是“中国的迪斯科”。国际曾有人看到巴东跳丧舞蹈后认为,这种说法,大体上讲到了土家跳丧舞的舞蹈特点。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陈洪同志沿用了这种舞蹈,编写了一个《土里巴人》的歌舞,演出后,使许多中国舞蹈家为之倾倒,有的感动地说,看到了多年未曾见到的好舞。这都是对其艺术特色的肯定。学者们从多角度审视着土家跳丧,或引用西方的悲剧论,或从一般伦理观念出发,或是站在另一文化角度,认为人类的共性是害怕死亡,把死亡看成一种悲剧。一句话,相当多的人们还没有站在本体文化角度,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为了探奇。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无疑对揭示土家跳丧内涵有益,引起了人们对“撒尔嗬”的关注。     

长不大与不愿长大——《古炉》与《铁皮鼓》叙事人物比较

小说是一种叙事的艺术,小说作家对于叙事的重视与创新,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其中,叙事人物在整个小说叙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的《古炉》与德国作家格拉斯《铁皮鼓》的叙事人物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家在叙事人物艺术创造中存在相通性,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对这方面进行探讨,对于丰富小说艺术的发展应当说不无裨益。     

佤族的鼓与鼓文化

在佤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木鼓和木鼓文化是佤族文化特征中的一个极为彰显的文化事项。而木鼓与铜鼓在佤族文化中属于两个子文化系统。它们承载了佤族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铜鼓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精神领域里,曾经起着十分重要的特殊作用。佤族木鼓并不是产生于某种传说故事,而是产生于他们先人的生产劳动之中。在木鼓的身上,人们赋予了太多的思想和情感,使之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容,成为佤族文化当然的代表性器物。木鼓文化以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存留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