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特质:传统、超越与融合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生关注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写作问题,她的思想具有早期女性主义追求男女平权的传统性特征,并进一步提出了解除女性精神束缚,建立女性主体性话语体系、重视女性内部的差异性的要求,与第二代女性主义的若干诉求不谋而合。另外,伍尔夫还发展并实践了雌雄同体的理论构想和文学创作,体现了对两性和谐、融合共通的美好愿景,为第三代女性主义的理论拓疆开辟了道路。     

女人的疯癫与女性身份的迷失

从女人如何变疯癫这一视角探寻女性身份的迷失。在父权文化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女人的疯癫与女性身份的迷失有着天然的联系。通过对伯莎·梅森疯癫的剖析,探寻女性身份迷失之谜。伯莎·梅森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人物,是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原配妻子。作者力图通过分析这个角色的社会背景及其被扭曲的他者形象,展示其被边缘化的轨迹。从这个边缘和失语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出男权社会对女人的歧视和迫害,使人们对女性身份的迷失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解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地位。     

回顾与反思：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阿特伍德研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当代著名作家。从女性主义角度来阐释她的作品，一直是阿特伍德研究的重要方面。其写作历程与加拿大本土乃至全球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这是她的作品与女性主义理论有着天然契合之处的原因之一。但传统的女性主义视角不是阿特伍德研究的唯一途径，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主义思潮已经呈现新的趋势，衍生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等新的理论建构，值得我们在解读阿特伍德作品时参考。     

托尼·莫里森作品的审美特征

托尼.莫里森的作品在优美的叙事中浸透着浓浓的政治意识。她通过黑人的悲剧命运和黑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弘扬黑人的实用美学理念;通过黑人语言的优美与诗意、黑人音乐的激情与旋律,展现了黑人文化的美学内蕴,同时赋予作品温厚质朴、扑朔迷离之美感。因此,莫里森的作品给人以新奇而独特的审美享受。     

“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重窥

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有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影子,又在其中注入了现代革命意识。大致来说,其主题形态可分为“革命战胜爱情”“革命与爱情交融”“革命衍生爱情”三类,其话语模式也有失度的革命话语建构、虚夸的浪漫主义表达、鲜明的“男权”中心话语等类别。“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模式中的女性并未因革命而真正实现个人解放,其在“男权”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失语状态或极端抗争方式等,仍在昭示着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任重而道远。     

福柯的身体理论与女性主义

在传统哲学中,身体一直是不被关注的他者,一个不能表达的沉默者,一个空洞的符号。从尼采到福柯,身体被拯救了出来,地位凸显。福柯的身体理论,诠释了身体备受摧残与压抑的历史,从古典时期的肉体惩罚到现代的灵魂惩罚,让我们看到了知识与权力合谋对身体的规训。女性主义者深受福柯身体理论的启发,开始关注被操纵、控制、压抑的女性身体。在现代消费语境下,女性身体成为被看的对象、商品化的观赏物,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女性在当下的处境,提高女性意识是很必要的,女性主义任重而道远。     

自然·女性·和谐——《恋爱中的女人》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生态女性主义吸收了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养料,以女性主义理论为支撑点,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文化系统,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各种问题。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D.H.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以生态环境和两性关系为切入点,探索自然和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同为＂他者＂的身份地位,进而表达对父权制世界观的否定,以及构建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完全平等、和谐生存的社会理想。     

论乔治·艾略特的女性主义宗教观在《亚当·贝德》中的体现

乔治·艾略特的作品有两个突出的特点:深刻的道德说教和折中的女性主义,将艾略特作品中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研究的还不多见。本文将艾略特的女性观和宗教观结合起来分析小说《亚当·贝德》,在小说的细节中找出它们的相同之处,以此来探析艾略特的女性主义和宗教观。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浅探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而产生的。它反抗父权制与性别歧视,以女性主义的翻译"忠实观"对文本进行再创造,以"妇弄"翻译语篇的形式反映女性争取政治权利的决心。     

“疯子赫索格”与“阁楼上的疯女人”——从小说《赫索格》看索尔·贝娄对女性主义的焦虑与反拨

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原本是小说《简·爱》里的一个毫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是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她却逐渐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一个遭受父权制社会男性迫害的广大妇女的代名词。1964年,美国当代文坛巨匠索尔.贝娄一反传统男强/女弱的二元对立人物塑造模式,在他的小说《赫索格》中塑造了一个饱受女人欺压的疯男人形象。贝娄在小说中通过颠覆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故事灵巧机智地表达了他对美国六十年代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的焦虑和关注。他担心女性主义可能会走向人类社会的另一个极端,即用母权制社会取代父权制社会,从而反过来让女性压迫、统治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