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观照下的女性与服饰

从文学文本、历史以及文化中发掘女性与女性服饰之间的关系,女性服饰被赋予文化性职能,强调了女性的弱态美.服饰成为文化的象征.作为性别符号塑造了女性客体,以至女性沦为物,等同于服饰,以此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     

女性形象动态变迁的宗教镜像——对凉山彝族毕摩教反思的性别视角

彝族女性形象在历史变迁中其社会主宰形象逐渐模糊,家庭从属形象逐渐清晰,主要从女神主宰地位的衰落、女性祖先神的从属化、女性被视为鬼怪根源、女性由法器保管者到玷污者、由神职专属到资格丧失等方面表现出来.毕摩教视野里动态变化的女性形象,展示出彝族女性在社会中逐渐"边缘化"、"卑微化"的变迁过程.     

走向自我之后：中国当代女性诗歌中的自我书写及其发展境遇

真正张扬性别意识的中国当代女性诗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浮出地表,其最鲜明和为人瞩目之处在于对女性自我的书写。这表现在身体写作、欲望叙事和对自我／女人在自然、时间及两性关系中的认知和定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困惑和追问。当代女性诗歌在自我书写带来的正负两面的影响下陷入两难的发展境遇,并进行着艰难的突围。     

以“现代女性意识”解读“让女人回家”

“让女人回家”原本是经济学家为缓解劳动力过剩提出的一个观点,却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特别是女大学生们,为何在人类社会日益走向文明、开放的今天,在妇女为自身的解放奋斗了近百年后,却又出现这种文明“倒退”的现象呢？究其因有三：一、传统性别意识仍然桎梏着人们的思想;二、相对于男性,女性的性格特点,更适宜于家庭;三、女性,正在双重压力的夹缝中背负重荷前行。     

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本土前提——民族国家建构,其重要性亟待以更合乎逻辑的形态被阐释出来。通过对晚清中国女性解放运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得以产生的问题意识建立在"民族国家"危机转化而成的"性别"文化危机上,性别文化危机并未构成独立的问题意识,因此女性解放运动必然要与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相交叉,并以此作为确立自身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也因此形成了主体角色追求上的"女国民"、形态设定上的"群体性"两大特点,构成了与发达国家女性主义不同的价值追求、资源利用与路径设计。中国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不能建立在对西方女性主义资源的简单横向移植上,而应该落实在对本土资源批判性的反省与汲取上。     

本土视阈下百年中国女性文学的艰难步履

中国女性的性别境遇主要由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时代环境所决定,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的产生和存在也有着其内在的文化动因。但是长期以来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基本上借助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话语而漠视中国本土的特殊文化语境。本文主要从本土历史文化的视角扫描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百年历程,从文学史纵向发展的梳理中关注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存土壤、特殊境遇,以便厘清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现状以及前瞻未来的发展。     

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女性主题的存在形态考察

新时期女性散文是当代女性作家创作中最为成功的部分之一,也是诸种文体中女性主义意识表达最为直接的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女性主义意识的拓展,主要是从女性的自我处境表达、自我确认、自我反省三个方向展开的,具有女性意识的先进性。但近十年来,消费文化的泛滥成为影响女性散文进一步发展的负因素,散文中的女性主义意识有消退的迹象。     

冯延巳《阳春集》真伪论考——兼论《阳春集》与《寿域词》之关系

<阳春集>就其写作数量、艺术水准、艺术风格三个方面来说,都是超越南唐时代的,它应该是柳永之后、晏欧之前时代的产物.正中体形成历程全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阳春集>中出现的地名风物与冯延巳身世及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也不相符,如冯词中出现的"芭蕉"等物象即与其身世不符,咏梅词<鹊踏枝>则改窜自宋人杜安世之<蝶恋花>.由陈世修编订的<阳春集>很可能是一部伪作,其词作来源应与杜安世的<寿域词>有关.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女性民主参与

随着制度的变迁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农村女性在基层民主参与中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村委会职数减少使农村女性在村务决策中的参与率先受到冲击;农业女性化使得农村女性民主参与边缘化问题愈加凸显;农村女性精英的流出使其民主竞争力下降;村集体经济薄弱影响了农村女性参与村务管理和村务监督的积极性.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应对农村女性民主参与面临的挑战的关键是政府输出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打造农村女性民主参与的政策保障机制.     

许地山多维视野中的女性观

许地山的女性观在中国现代男性作家中是值得称道的,他在充满宗教意味和异域风情的氛围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他在创作中所反映出的女性观代表了五四时代启蒙知识分子、人文主义者对女性的态度与立场。对女性的神圣化以及努力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的创作,使他成为五四时期最尊重女性的作家之一。尽管从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他还尚未摆脱男性中心思维定势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现代启蒙作家在关注女性命运、寻求人的价值的确立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