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

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我们称之为地方类传,它是以“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为目的,以颂扬表彰州郡邦国中先贤耆旧等杰出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人物传记集,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达到兴盛.地方类传人物分类方式多样,主要包括耆旧类、先贤类和人物志类三种类型,在入传标准、材料取舍、内容体例以及评价人物方面与正史类传有些不同.地方类传不仅能够反映出各地在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状况,而且类传中记载和保存的地方人物资料,在补史书之阙略,纠文献之谬误,以及地方志的撰写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醒世姻缘传》人名臆解

《醒世姻缘传》通过谐音、照应、拆字、用典、白描等方法给人物命名,利用人名寄托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品格、职业和在故事中的功能的评价和暗示。这些人名具有强烈的诙谐感和反讽效果,体现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评价。通过谐音法还可推测作者“西周生”可能是“戏诌生”、“戏众生”或者“戏诸生”的谐音,而“环碧主人”可能是“幻笔主人”的谐音。     

章回体《石头记》系他叙传考辨——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

章回体《石头记》之作者“曹雪芹”当是高士奇之曾孙、高衡之庶子,其所写之薛家即高士奇家,薛蟠即高衡,薛蝌即高岱,贾雨村即佟赋伟,贾家是康熙母舅之家佟家,贾宝玉是佟盛年之曾孙、夸岱第二子;林如海即曹寅,所写之事就《石头记》前八十回而言,从“林黛玉”进入佟家算起,时间上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康熙末年间。因此,章回体《石头记》是典型的他叙传,而非胡适等人所说的自叙传。     

论口译中文本使用对同传效果的积极作用

文章研究了带稿同传中文本在口译中的积极作用.在同声传译开始前,译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文本提前处理文本中的难点,并对文本尝试翻译.另外,文本的存在在带稿同传中也可以给译员带来很大的方便.文本的存在给译员提供了机会,使之能够反复理解发言人的内容;文本有利于减轻译员在口译中的记忆压力;在译语产出时,文本利于译员灵活切分输入内容和灵活调整语序.文本的存在利于译员在带稿同传中形成自动加工的过程,减轻在口译活动中的认知压力.在带稿同传中,译员可以充分利用文本,克服口译中的困难,提高口译质量.     

《李娃传》：一幅摇曳多姿的唐代社会风情画

唐传奇《李娃传》情节跌宕起伏,摇曳多姿,人物命运悲欢交织,爱恨相伴,堪称一幅生动的唐代社会风情画卷：士子狎妓的社会风尚,相沿前代而又不失独特的丧葬习俗,重门第等社会心理以及人性向善的道德追求和由强调门当户对向男才女貌的自由爱情转变的婚姻观念等。故事在几近真实的唐代社会生活中徐徐展开,这一时代的世态人心又促使故事的结局向人们渴望的理想境界推进,使读者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李娃传》不失为一部较早的世情小说。     

“双性同体”——女性主义乌托邦的“思想实验”

《黑暗的左手》是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通过小说,表达了对消除二元对立、实现世界和谐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因此,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来探讨这部作品,对人文责任日趋淡漠、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当今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穆天子传》小说性质辨析

迄今为止,《穆天子传》的撰者、成书年代、文本性质等,均可谓学术疑案。从叙事动机出发,依据战国初期前后相关文献的巨大差异,可以认同此书源出赵国后嗣对祖先的追崇。《穆天子传》体式近似起居注,风格却呈现恍惚无征之态,它既非信史著作,亦非上古神话抑或次神话之类。基于社会风尚和读学心理来审视,穆王故实在虚实相生中形成的小说境界,曾一度受到战国末期神仙思维、汉晋时世造仙运动先后影响,最终在历史误读中造就了后人所谓的神话品格。     

忧郁 幽默 智慧——卡耐基《林肯传》中的林肯形象评析

戴尔·卡耐基在《林肯传》中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鲜为人知却真实可信的林肯形象。林肯一生饱受创伤,神情忧郁绝望,但他却风趣幽默,智慧超人,而且始终百折不挠,屡败屡战,为美国乃至全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幽默是林肯疗伤的法宝,也是其智慧的结晶。     

历史实在性、神话传奇性、社会全景性——《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情节比较观

“《格萨尔王传》是东方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个课题还值得继续花大力气去做。试可分别从史诗的三个要素---情节、人物、艺术切入展开对比研究,确证《格萨尔王传》的艺术成就整体上达到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同等的高度。仅就情节而言,《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均主要描写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撄夺财富的战争,同时交织着部落内部多妻制所暴露的男权统治社会矛盾、部落首领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和人神两界互动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斗争;相对而言,荷马史诗更瞩目人类在战争中的力量,《格萨尔王传》更在乎战争的正义性。中西两大史诗情节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源于共同植根于英雄时代,而中国的《格萨尔王传》产生、形成、发展的时间跨度更大。从历史类型学窥探其荧荧大端,《格萨尔王传》和《伊里亚特》与《奥德赛》的情节均具有实在历史性、神话传奇性和社会全景性,具有永恒魅力和认识价值,占据古典史诗情节概括提炼和组织安排艺术的最高峰线。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