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批评派”成员构成的几点认识

说到“新批评派”的成员构成,国内外学界有许多不同理解.这些认识,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不乏随意甚至混乱之嫌.为进一步推进国内“新批评”研究,文章提出,“新批评派”本身复杂丰富,须分人、分层、分国籍考察;对“新批评派”成员的译介须统一译名,避免混淆而用全称;祛除对“新批评派”单质化和标签化理解,还原其丰富性和复杂性.     

审美“共通感”释疑

审美判断的"共通感"问题,涉及的是一个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与主体审美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问题。如果我们找不到通达各主体之间的公共桥梁,那么,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与主体审美的"主观性"这一矛盾的。这就需要尝试引入一个新概念——"精神青春期"。要理解各主体之间审美判断中的"共通感"问题,非"精神青春期"概念莫属;"精神青春期"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真正解决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与主体审美的"主观性"这一矛盾提供了可能。     

四维一体:《论语》人物系统的建构机制

《论语》各章虽无一贯系统,但原书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一方面客观表现为四个相互联结的维度,亦即众星拱月——孔子神貌、各有千秋——孔门弟子、烘云托月——隐者风尚,以及旁见侧出——诸色人等;另一方面集中呈现出两种相互映照的类型,亦即正面的推崇与反面的批判。由此,原书人物在总体上一以贯之、自成体系,最终构成了"四维一体"的特殊机制。正是缘于人物群体的系统性和真实感,客观上促进了原书文学价值的生成。     

沿海地区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以天津为例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央实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对于构筑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利用这一国家新时期开发战略,通过推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打造"一带一路"双向开放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海洋经济合作平台、构建区域性科技与治理支撑网络、强化海洋生态保护等,借势"海上丝绸之路"开发开放建立跨区域的发展平台,推动天津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开展海洋经济的合作和交流,能够进一步加快天津海洋经济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     

论“百歌颂中华”活动对肇庆市合唱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广东省“百歌颂中华”歌咏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肇庆市合唱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其影响下,肇庆市合唱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开展,创作了一批较高水平、风格多样化的作品,提高了演唱水平,拓宽了曲目范围,培养了一批有实力的业务人才;他们发挥着梁柱作用,使一些合唱团由临时组建转型为常规训练模式,并成立了肇庆市合唱协会.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发挥“百歌颂中华”的平台作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肇庆市合唱事业的发展.     

“当代”诗歌生产与消费中的“倡懂”现象

20世纪中国"当代"诗歌的生产与消费中,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倡懂"潮流,"懂"不仅是"当代"诗歌生产的重要标尺,也是"当代"读者一种强烈的阅读期待。这种潮流的生成与壮大,一方面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当代诗歌理想范式的建构紧密相关,同时还与国家权力主体实施诗歌意识形态属性监控密不可分。"倡懂"现象的普泛化给"当代"诗歌发展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     

论清代女词人赵我佩的“病、瘦”言说

清代女词人赵我佩存词173首,收于《碧桃仙馆词》中。赵氏体至孱弱,工愁善病,其词多言"病、瘦",直抒胸臆,清丽婉约。赵氏"病、瘦"词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不但记录了赵氏受苦受难的身体感受,也记录了赵氏受苦受难的心灵感受。她通过疾病所导致的苦难和情感上的残缺,唤醒自己及同时代的女性长期以来对疾病苦痛煎熬及夫妻离居造成的情感缺失的麻木,找寻迷失的自己,并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可以说赵氏词以独特的"病、瘦"言说参与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来,为后世读者竖起了一座"病、瘦"词的丰碑。     

论邓小平处理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鲜明特色

邓小平处理我国"三农"问题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对农村改革的坚定性,坚持按劳分配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统一性,坚持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系统性,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邓小平在我国"三农"问题上的探索具有独创性。     

牛河梁遗址的易学架构与黄帝《归藏》易传说

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古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传说,一般认为伏羲时代施行《连山》易,黄帝时代施行《归藏》易。《归藏》易的特点是重视坤卦,坤为地、属阴,故《归藏》易是一种贵坤崇阴、重视大地和母性的易学。史前考古文化中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性器物与黄帝行《归藏》易崇阴贵坤的传说相吻合,牛河梁遗址晚期遗存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当地原生的以龙纹为特征的红山诸文化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文明火花。牛河梁遗址庙、坛、冢从宏观设计、局部布局、器物造型等各方面都反映出成熟的崇阴贵坤的《归藏》易特征,表现出与黄帝易学传说具有强烈的对应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