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证据的两种概率解释

在科学证据研究中,存在＂正相关＂和＂高概率＂两种科学证据的概率定义。从这两个定义出发,能够比较清晰直观地解释科学证据的许多相关问题,如科学证据中的＂比较级＂和＂可接受性＂等。然而,两个定义自身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正相关＂不是证据的充要条件,＂高概率＂也不足以使证据之为证据。     

从《马氏文通》名字章看马建忠的名词研究

《马氏文通》在正名卷和名字章对名字的概念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马氏更多地吸收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分类方法,已经意识到词类转变可以发生在三个层面：意义、位置和语音形式。双音名字的构成方式主要有四种。     

“留守”对西部农村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

本文根据较大规模问卷抽样调查的结果,分析比较西部农村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的社会性别观念。结果发现,留守妇女自身能力意识和事业价值观要强于非留守妇女,而非留守妇女在忠贞观、生育观方面要比留守妇女更加传统保守。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对农村妇女自身特征如文化程度、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变量进行控制之后,留守对农村妇女的社会性别观念仍然有独立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留守促进了农村妇女事业能力观、婚育贞节观以及总体社会性别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阿关系发展增添活力

本文对历经六十年的中阿关系进行了回顾,政治上双方相互支持,维护权利,经济上优势互补,合作共赢。2010年底中东发生动荡后,中国一直密切关注,希望阿拉伯国家早日结束动乱、恢复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伯国家会增加对中国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坚持不干涉内政、主张政治解决争端立场的理解,会越来越体会到中国是可以信赖、可以交往的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阿关系将茁壮成长。     

“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

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改革开放之后,西南研究陆续出现了＂区域模式＂、＂族群模式＂和＂跨境模式＂三种研究范式。其中＂区域模式＂更贴近于社会历史现实,具有强烈的学科问题意识。至二十一世纪,基于历史上民族的源流考察与走势判断,兴起了诸如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黔驿道、进藏公路等＂通道＂研究。这种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将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世界图式,也有助于具体研究者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认知主体性。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只有基于＂区域性＂的大视野来展开,在一种关系格局中来寻找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才能摆脱＂民族性＂的现代叙事,并对＂民族认同＂这样的问题有所超越,最终回归到当地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文形态特质来深化对中国西南的认识把握,从而在学理上展开一些更为深入的对话。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郭沫若的重大影响——谈郭沫若的学术品格与学术风格的转变

郭沫若原来对武训的评价是持论公允的,兼顾了武训其人,把握了历史但又没有全部把握历史的两个侧面。经过文艺上的批判运动,郭沫若的学术品格、学术风格发生了两种转变:由原来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代表者向主流文化的代表者转变;由人民本位的陈述立场向官本位的陈述立场转变。这是"左倾"政治对文化、学术的挟持和强制性要求的极不正常的产物。因此,我们探讨《武训传》批判对郭沫若学术品格、学术风格转变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郭沫若,而且有利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对“公司＋农户”组织模式的反思

本文对当前我国“公司＋农户”组织模式困境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一是对公司和农户签订的契约环境进行分析,找出“公司＋农户”组织困境产生的根源。二是对履约过程中的障碍进行分析,找出“公司＋农户”组织运行的困境。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改进的建议：通过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构建有效的治理结构,摆脱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扩大农户生产规模,提高自我履约能力;双方建立起真正的利益共享机制;政府体制进行改进和互补性制度的安排。     

“东方战线”探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英、法曾经与苏联交涉、谈判,希望苏联能够在东方牵制德国,对德作战,形成两面夹击德国的局面.“东方战线”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形成的.“东方战线”的含义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苏联出兵侵占西部邻国领土不应该被看成是建立“东方战线”.     

“大跃进”政策执行的偏差问题探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的决策是错误的。＂大跃进＂政策执行是贯彻＂大跃进＂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执行的结果,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这些偏差使＂大跃进＂决策的消极后果错上加错,给人民群众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从＂大跃进＂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总结＂大跃进＂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朱培德江西和平“分共”方式探微

史学界对朱培德江西“分共”事件着墨较少。其实,朱培德在江西用“遣送”方式“分共”,既有别于蒋介石集团的血腥“清党”,也不同于后来汪精卫集团的“七·一五”政变,他开创了第三条全新的和平“分共”方式：“分共”不坚决、不彻底,在“分共”的善后态度上先“送”后“迎”。由于当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朱培德采用了和平“分共”方式,随后不久,又恢复农工运动,共产党人纷纷返赣工作,江西的工农运动再现生机,这是史学界长期忽略的现象,也体现了这一事件对国共关系的巨大影响,并直接为日后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云集江西、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八一起义后,宁汉合流,朱培德才开始积极“分共”,并由和平“分共”转为武力“清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