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战线”探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英、法曾经与苏联交涉、谈判,希望苏联能够在东方牵制德国,对德作战,形成两面夹击德国的局面.“东方战线”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形成的.“东方战线”的含义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苏联出兵侵占西部邻国领土不应该被看成是建立“东方战线”.     

功在当代,泽被后学——《宋诗话全编》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宋诗话全编》涵盖了诗论、诗话专著和主要的诗论家及主要的论诗名著,更蒐集到了至今还远未为研究者所知晓的散见于浩瀚载籍中的论诗片言只语,对治古代文学者具有莫大的参考意义和学术价值.一是补阙、正误的重要资料价值.二是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事实支撑（含生平事迹补遗;宋代僧诗和诗僧的材料补充;弥补某些人物关系的重要史事）.三是为文学史上的某些专门问题提供佐证材料.四是艺术风格的品评,文论观点的概括,则更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     

四维一体:《论语》人物系统的建构机制

《论语》各章虽无一贯系统,但原书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一方面客观表现为四个相互联结的维度,亦即众星拱月——孔子神貌、各有千秋——孔门弟子、烘云托月——隐者风尚,以及旁见侧出——诸色人等;另一方面集中呈现出两种相互映照的类型,亦即正面的推崇与反面的批判。由此,原书人物在总体上一以贯之、自成体系,最终构成了"四维一体"的特殊机制。正是缘于人物群体的系统性和真实感,客观上促进了原书文学价值的生成。     

朱子楚辞学研究方法的理学背景发微

朱子一生最后绝笔为《楚辞集注》.正因为感同身受,朱子才能在生命中最后的几年,花极大的心血注解《楚辞》,实则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在极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精神的同时,极力痛斥扬雄之“偷生幸死”,将忠义之精神、君臣之大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将朱子心中郁积之情愫表露得一清二楚.正如朱子在序言中的夫子自道,《楚辞集注》度越前人的方法有两端：沈潜反复与嗟叹咏歌.“沈潜反复”是朱子治学的普遍方法,“嗟叹咏歌”是朱子治诗赋的特别方法.二者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可谓主从之关系.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Fill the Cup”运动的认知语义解读

作为餐具范畴的原型之一,杯子通过转喻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为饥饿人群提供粮食援助的“装满杯子”运动的使命相吻合。该运动的口号、标识、新闻报道和宣传活动中存在容器、赛事、旅程等概念隐喻,杯子的多义性为相关宣传活动的成功运作提供可能。     

“诗中有画”辨析

“诗中有画”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经典批评术语,围绕着它,生发出了诗画转化说、诗画相异说和诗画一致说。究其本意,苏轼所认为的“诗中有画”,是指诗歌要像绘画一样具有相似写意风格,并且这种艺术风格是由绘画主导产生。围绕着“诗中有画”的争论,反映了不同时代对诗歌形与神关系的不同看法,是一种话语运作的结果。     

沿海地区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以天津为例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央实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对于构筑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利用这一国家新时期开发战略,通过推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打造"一带一路"双向开放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海洋经济合作平台、构建区域性科技与治理支撑网络、强化海洋生态保护等,借势"海上丝绸之路"开发开放建立跨区域的发展平台,推动天津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开展海洋经济的合作和交流,能够进一步加快天津海洋经济发展。     

“三型政党”建设的功用与路径优化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并针对深化改革作出全面战略部署。在我国,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的核心,事关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建设“三型政党”已成为党的改革与建设的总体目标。因此,“三型政党”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和驱动力量。“三型政党”本身是党的改革和建设的目标体系,理清其内在逻辑关系,明确建设路径,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对新《劳动合同法》中劳务派遣制度的思考

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员工合法权益的维护和保障起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新法中劳务派遣制度进行解读发现,新劳务派遣制度在派遣机构准入门槛、派遣员工与正式员工同工同酬、派遣数量和岗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可操作性＂漏洞,并指出了新法实施过程中可能面对的新情况。不断细化和完善劳务派遣相关制度,并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建立保障机制,保证执法效果,是实现新法目标、保障派遣员工的合法权益、使派遣员工切实享受改革成果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