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建立。“两个证据”规定虽彰显公安司法机关力图追求司法公正的态度与决心,然而,如何将制度规定有效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仍需一套具体的、稳定的、有效的操作程序。而要使“两个证据”规定付诸实施,首当其冲要面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建构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可从主体、影响因素、可能的展望等三方面着手。     

读《洛阳伽蓝记》论佛教与世俗的交互影响

《洛阳伽蓝记》中的佛教与世俗有着特殊的相互嵌入关系：一方面佛教教义充实了世俗观念,另一方面佛教中的功德思想使得后世大兴寺庙求取无量功德。此外,在世俗建筑吸纳佛教建筑风格的同时,佛教建筑也融入世俗文化中的多种元素,丰富了佛教建筑的表象内容。     

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

新中国教育部在1953~1954年进行了教育整顿,国家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动员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加入到正在蓬勃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去,这批身处变化漩涡中心的农村毕业生们出现了＂集体＂和＂个人＂彼此相遇,并引发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难题。在1953年开始的严峻状况中,这一关系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矛盾状态。出于复杂的原因,1954年马烽先生的小说《韩梅梅》,正是讲述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故事,但是它却呈现了多重隐晦与纠结的意味。     

能源安全视角下的印度“东向”外交

本文从能源安全视角解读印度“东向”外交的动力和目标。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后发现,印度政府、国家能源公司等行为主体在“东向”外交区域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政策工具获取能源利益,能源安全维度已经构成“东向”外交的重要目标,而且随着印度国内能源供需赤字的扩大,能源安全维度的权重逐渐上升。从能源安全视角研究“东向”外交,可以对印度在海外实现能源安全的路径和规律有一个初步认知,即遵循政治外交与能源合作相互推进和借重的基本逻辑,以及国家在保障能源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现实主义规律。     

秦汉简中的“公卒”和“庶人”

秦汉简中所见到的"公卒"和"庶人",其身份和社会地位与"士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都处于编户齐民的最底层,但是"庶人"与"公卒"和"士伍"相比,在某些权利方面还不如他们。"公卒"与"士伍"相比较,在出身方面要优于"士伍",但所享受的权利与"士伍"大致无二。     

害道者莫甚于赋——从科举的角度看石介“时文害道”观念

石介作《怪说》攻击时文,将“时文害道”上升到与佛老同样的高度,此举固然有对韩愈、柳开等人观点的继承,但也和他长期从事教职有密切关系。杨亿的四六文被称为“进士赋体”,影响着科场乃至文坛,石介所言“时文害道”实为“辞赋害道”。石介的学生和追随者大多都不擅辞赋写作,在进士科考试中处于弱势,这成为他们反对辞赋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为进士不得不为辞赋,追寻古道的文人被迫处于反对辞赋而又不得不为辞赋的尴尬境地。复兴古道,必将寻求科举制度改革,“辞赋害道”就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理论基础。     

对高校“两课”教育困境的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高校＂两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然而,＂两课＂教育目前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对此,分别从构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革新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改变考试方式以及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四个方面探讨了提高＂两课＂教育成效的对策。     

当下我国农民“生产性”隐形负担加重探析——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角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审视当下我国农民"生产性"隐形负担加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价格波动频繁、流通成本攀高等现象,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视角深入分析其原因,提出减轻农民"生产性"隐形负担的对策,促进农民劳动收益不断增加,是保障农村民生改善和推进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节点。     

“一把手”腐败的原因及防治对策探析

当前"一把手"腐败问题比较突出,亟待多管齐下加大防治力度。导致"一把手"腐败既有思想素养不高等主观原因,也有权力过于集中、监督机制不完善和法制处理不力等客观原因。为此,必须通过加强思想素养建设、强化权力制衡、加大监督力度、健全法律法规等措施来防治"一把手"腐败问题。     

聚焦与透析:“校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校漂族"指的是大学生毕业后仍居住在学校或学校周围,依靠学校资源生存的一类特殊群体。"校漂族"在融入社会时存在心理适应、经济适应、人际适应等问题,所以应多渠道应对"校漂族"的社会融入问题,包括政府出台政策宏观引导,学校应实行规范化管理,个人实现自我调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