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旅游合同中的“霸王条款”

旅游合同中的“霸王条款”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经营过程的高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赖于示范合同文本等外部力量,其结果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甚至会出现旅行社业和消费者双输的局面。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旅行社的经营特点出发,从理论层面上,技术层面上,操作层面上采取相应的措施。     

商品房预售合同格式化及格式条款的解释

本文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格式化及其成因分析的基础上,对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基于交通量风险的PPP交通项目再融资产品设计

交通PPP项目的投资大、风险高。政府作为发起方,需要为项目提供担保以吸引社会资本方的参与,但过度依赖政府担保意味着：一旦发生数额较大的债务违约将会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因此有必要谋求适宜的市场化融资渠道。为了协调PPP项目相关者的利益,本文在项目收益债的基础上嵌入了与项目未来收益挂钩的或有条款,并运用结构化方法中的Merton模型在风险中性情景下对融资产品进行了定价。最后,以某PPP交通项目为例,进行了具体的融资产品设计,计算了相应的产品价格和风险价差,并对某些关键条款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该产品能够在有效减轻政府担保的基础上降低融资成本。     

保险电子商务中条款通俗化问题的研究

介绍了保险电子商务的特点和现行保险条款的通俗化程度,分析了保险电子商务对条款通俗化的需求。讨论了面向保险电子商务的条款通俗化建设的原则,从直接通俗化建设和间接通俗化建设两个角度设计了条款修订负反馈测试工程和配套e客户服务系统两套条款通俗化建设方案。     

论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兼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5、6条

告知义务为保险法上的一项古老而常新的重要内容,其法理基础为"诚危说"(诚实信用与危险测定)。德国、日本、台湾地区、英美等保险法对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定,殊值借鉴。《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5、6条应该予以完善,确立告知义务的履行期为"保险合同生效前"、告知义务主体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告知义务的内容之"有关情况"采取列举主义,询问方式采取书面询问模式,并对"概括性条款"予以区分。     

简论旅游合同中的“霸王条款”

由于旅游业的特点和行业的垄断,致使游客在对旅游产品的信息掌握上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格式条款是当今社会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众多旅游合同纠纷中,“霸王条款”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严重损害了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亟待规范和控制.     

“殊为具文”？-浅论《大清律例》中的“宣示性条款”

《大清律例》中有一些条款,有许多属于不容易被执行但却始终存在的"宣示性条款",它们或者是因为时移世易失去了实用性,或者是因为自创立之初立法者即未指望其能严格适用。所以有论者往往以"流于具文"来批评这些条款,而主张对此加以改革。但终传统之世,许多具文仍得以保存在法典之中,这绝非用立法者罔顾社会现实就能解释清楚,其背后乃体现着更深层次的立法主旨。     

最惠国条款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的“同类规则”问题研究

当前国际上对最惠国条款能否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程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的争议,而是否符合"同类规则"是判断这种适用的依据之一。将最惠国条款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实践在范围的同类性、内容的一致性、待遇标准的等同性、价值的趋同性等方面均不能满足"同类规则"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因此,在条约表述不明的情形下,不应将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至程序性的投资争端解决程序。     

论施密特的具体秩序思维

施密特将法分解为规范、决断和具体秩序三个基本要素,具体秩序是规范生成与适用的背景,是决断的制度性条件,因而是法的最终概念。具体秩序生成于社会内部,其形式载体是制度,实质内涵则为正常情形下的整体状态,包含功能主义秩序和伦理实质两部分。具体秩序思维可以通过概括条款得以贯彻,实现对形式主义的扬弃,但这引发了法律不确定性问题。施密特主张通过"共识性"方案解决这一问题,但却为纳粹意识形态介入法律提供了通道。尽管如此,施密特的法理论在深化对于法律本质的认识上的智识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法"的多元视角。     

反倾销条款为何未能抑制FTA成员方对华反倾销调查?

区域贸易安排(RTA)是与多边体制并行发展的重要趋势,其主要形式是自由贸易区(FTA).已有研究表明:FTA中的反倾销条款对区内反倾销调查有抑制效应,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实践是典型例证.中国是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也是近年来迅速推进FTA的国家之一,然而类似的抑制效应却并未能显现在中国FTA实践中.比较研究中美两国FTA实践,可以发现,FTA成立时间长短、FTA成员间经济结构的差异性、FTA反倾销条款内容的繁简不同等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症结所在.对中国而言,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仍应是未来坚定的选择.我们要正视短期内签署FTA并不能立刻改变我国频繁遭遇反倾销措施的困境,同时也要重视FTA谈判中反倾销条款的制度设计,用WTO+待遇条款、制度化的争端解决机制等避免对华反倾销程序的启动.从长远来看,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出口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才是遏制外国对华反倾销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