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协定环保条款促进了环境产品出口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保条款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02—2017年中国出口到157个贸易伙伴国的环境产品层面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FTA环保条款对环境产品出口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FTA环保条款显著促进了中国环境产品出口规模增长;(2)FTA环保条款对中国环境产品出口的贸易转移效应大于贸易创造效应;(3)相较于发达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FTA环保条款对中国环境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更加明显;与可再生能源设备、环境保护型产品以及环境友好型产品相比,FTA环保条款对中国环境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环境监测分析和评价设备这类产品。     

"霸王条款"的法律规制及路径选择

格式合同中经常出现损害相对人利益的条款,因其大多是格式合同的使用者凭借其在经济或法律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从而排除双方就格式条款进行协商的可能性,因而此类条款又被人们形象的称作"霸王条款"。此类"霸王条款"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违反了公平原则,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陈季同与谅山事变责任交涉期间的一个细节

《中法简明条款》签署后,李鸿章托福禄诺把该条约的复制本带回转交清驻法使馆。福禄诺抵达巴黎之前,“谅山事变”发生。在责任交涉中,茹费理内阁利用条约中文本的误译进行“谙法玩法”。茹费理担心清驻法使馆看出“为准的”条约法文本的“预备”性质,揭穿其“谙法玩法”,便扣留了福禄诺带回的、本应立即交还清驻法使馆的《中法简明条款》文本复制本。陈季同在福禄诺回巴黎后的第一时间段可能看到了条约文本,并看出了其中的蹊跷。但是,出自对李鸿章的忠诚和切身利益的考虑,陈季同没有挺身而出揭发条约中文本的误译并进而揭穿茹费理内阁“谙法玩法”的阴谋。     

论对合同免责条款的限制

论对合同免责条款的限制袁林，曾青一、限制免出条款的必要性。免大条款是免除合同一方当事人大任的条款。合同免大条款作为合同的一部分，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首先，合同是一种合意，意思自治是合同的基本原则。承认这一原则，就必然承认当事人协商处置相互责任的...     

欠缺必备条款劳动协议文本的法律效力研究

劳动者保护的特殊性是劳动合同订立形式书面要求的基本考量.裁判者是否可以依据劳动协议文本裁判案件是判定当事人是否履行了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法定义务的方法论.不同性质的必要条款对于裁判的重要性不完全一样.对于欠缺劳动者的个人身份信息、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劳动合同期限、工资报酬等重大条款的协议文本因无法达致裁判的可操作性,应当认定当事人未履行书面劳动合同签订的法定义务,并因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欠缺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条款为可补救性条款;欠缺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宣示性条款的书面文本应该视为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但是,经当事人双方签字的欠缺必备条款合同文本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对于合同当事人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应视为无效条款,仍应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     

网络服务平台单方变更权的法律规制

网络服务平台享有单方变更权不仅源自消费者的预先授权,还具有变更的必要性。但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建议采用形式规制和内容规制相结合的模式适当限制该权利的行使。在形式规制中,平台须履行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并为消费者提供合理的退出机制。但形式规制只能解决变更条款能否成为合同内容的问题,至于变更条款是否有效,还需引入内容规制方法。即在明确变更条款涵义的基础上,按照从具体的负面清单到抽象的公平原则的顺序,来审查其内容的合法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现代化及本土化——《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若干意见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目前正在修订之中,需要很好地总结国际反不正当竞争法历史演化中显露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在过去20多年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使该法得以现代化和本土化。据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保留若干具有不正当性、多发于基层市场的限制竞争行为条款;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赋予消费者组织以诉权;合理设计一般条款并慎重对待其行政执行;统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权;完善损害赔偿有关条款。     

“特别301条款”运行机制研究

通过对美国贸易法“特别301条款”的历史演变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分析其与WTO规则之间相互配合，同时又为自己保留“法外”空间的现状，判断其未来将如何在WTO规则对其有利时，作为监督与审查他国的工具；反之，则越过WTO规则以自己的标准提出苛刻要求。对此，中国应加快自身发展，增强实力，才能改变被动局面。     

“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评释

指导案例1号就房屋买卖居间合同违约金格式条款的效力及委托人选择其他中介签约的行为是否违约作出了判断。该指导案例确认了审判实践的趋势,但只是确认了不存在《合同法》第40条情形的其中一种情形,并未创造新的规范,不属于先例性规范,而只是一个"事例"判决。该指导案例对于同类格式条款的效力判断、违约判断上不采纳委托人的恶意要件等具有指导参照作用。但在法院是否得以主动介入该案格式条款的效力判断方面,值得商榷。在居间报酬格式条款的效力以及更为苛刻的格式条款的效力等方面,该指导案例并不具有参照作用,仍有待今后的判例法理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