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共有——交易与许可的经济分析

作为一种法律上允许的企业垄断或日联合行为．专利共有的制度安排应当是立法对现实经济中个体在制度需求上的确认。但运用经济分析中常见的交易成本、博弈论等分析有关现行规定后不难发现．我国的专利共有制度安排在一定情形下反而增加了合作研发的交易成本．并有导致共有人竞相发放许可的倾向,以致许可利益被稀释、压低至边际成本。因此,完善共有专利许可及其费用分配的规则势在必行．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让各专利共有人必须在一定的许可协议下才能对外许可．以避免公地悲剧的可能。     

大改组： 德国开放的政治学

过去二十年内,德国福利与就业制度的开放性政治经济举措,以及对基本政治联合产生的不良影响,值得关注。德国福利与就业体系面临着自由化进程,但没有向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对由雇主和工会主导的经济领域及由公共预算的财政约束主导的公共财政领域这两个独特领域内关键主体偏好的转移追根溯源后发现,在这两个领域中,关键主体的偏好转移互相关联,但对应着两组不同的问题。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持需要考虑到更多环境因素,这一点至关重要。     

壮志未酬的悲歌——刘备的悲剧性格与蜀汉政权的悲剧命运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乃一世英雄,由于自身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和蜀汉政权的悲剧结局。他所追寻的“匡扶汉室”、“统一天下”的理想最终没有实现,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所信奉的“义”是狭隘的,他的思想基础是落后的,使他看不清当时的天下大势,最终丧失了他“人和”的优势,足为后世之戒。     

当代哲学认识论的主观化倾向与政治思想史研究论析

哲学认识论领域"主观化"倾向的日益明显使当代知识标准、来源、生产方式等发生了重大转换.就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以自然科学为基本典范的政治科学范式从鼎盛走向式微;关注政治思想史的非经典、非连续性;进入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践情境.     

多民族地区的乡市化与文化区发展

近年来,我国民族地区存在着一定的盲目城镇化现象,盲目城镇化对乡村聚落形态造成破坏的同时,也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环境,导致民族文化破坏严重。借鉴国际上乡市化的经验,探索民族地区发展的乡市化路径,有利于促进乡村聚落形态和民族文化保护。     

二元均衡下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机制、测度及影响因素

在分析我国房地产金融化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房地产金融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我国2009—2019年的房地产金融化程度进行测度与研判,并利用VAR模型测度我国房地产金融化水平与住房空置、货币政策等重要经济变量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居民、房地产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金融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居住属性与投资属性的转换会形成房地产金融化,且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导致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整体上,我国不存在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处于低金融化水平,但存在潜在过度金融化风险;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城市的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可能性最大。而对于房地产金融化影响因素,住房空置对我国房地产金融化水平冲击最大,货币政策、心理预期与国内经济形势次之。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转向”

一般认为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全面的。不同于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三大转向：一是科学化转向。近代科学和哲学分离,近代科学获得巨大进步,哲学模仿科学,追求成为严格的科学,导致哲学不再主要关注给人生提供价值和意义;二是政治化转向。哲学和政治的结合导致哲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哲学化。哲学政治化导致哲学变为意识形态,政治哲学化导致政治生活的理性化和享乐化;三是历史化转向。近代西方哲学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哲学被看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不能脱离历史时代,结果哲学陷入了历史主义的洞穴。认识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转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和演变。     

网络游戏外挂司法犯罪化的刑法规范解读

制售网络游戏外挂行为的司法犯罪化现象越来越普遍,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罪、非法经营罪和侵犯著作权罪是制售网络游戏外挂行为比较固定化的司法定性,但无论从技术的运行特征来看,还是从行为的违法性来分析,制售网络游戏外挂行为很难与现行刑法中某一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完全相吻合。事实上,网络游戏外挂是一种在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对原游戏程序的修改,从而增进游戏功能和效率的行为,而慎重适用刑法规范调整网络游戏外挂现象,既能最大限度实现非刑法制度的规范价值,又能更好地体现刑法保障性规范的谦抑性原则。     

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的企业金融化动机——基于企业税收负担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探究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及其作用边界,在科学评估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减税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以2001-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税收负担会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而且税收负担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检验发现：较高的金融资产与实体资产收益率差距、企业处于较弱的市场权力地位均会增强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放大效应。上述研究从税收负担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视角科学评估了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减税降费等精准施策以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罚力度的政策性反思

我国当前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不应提倡轻刑化的理念,而应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但是,现行立法中对腐败犯罪的刑罚力度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缺乏资格刑的适用规定、预防性刑罚措施阙如、未实现罚金刑的全覆盖,以及由于部分腐败犯罪的刑罚设置失衡,导致罪刑难相适应。而且,司法实践中腐败犯罪的轻刑化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具体表现为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调整过高导致普遍处刑过轻,过多、过滥地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因此,应通过立法对腐败犯罪刑罚力度过轻的问题进行纠正,并对司法中的轻刑化现象进行纠偏,遏制对腐败犯罪的刑罚“优待”,真正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