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云南跨界民族问题

冷战结束后,云南边境地区的安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威胁由防御邻国向我国侵犯等传统安全要素逐渐转向防止各种跨国犯罪和贩毒走私为特征的非传统安全,跨界民族问题成为引发云南边疆地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给边疆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云南跨界民族问题与非传统安全关系入手,分析由云南跨界民族所产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出解决云南跨界民族问题的一些设想,是十分必要的。     

哈桑·图拉比与苏丹的"伊斯兰试验"

哈桑.图拉比的宗教政治思想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主张社会伊斯兰化,强调“真主主权论”,否定民族主义,否定国家权威,主张开放与对话,倡导宗教对话。其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审时度势,相机而动,在苏丹的两度军人政权中推动国家的伊斯兰化。由于国内外的诸多影响因素以及图拉比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充满的矛盾,图拉比与军人政权的结盟在本质上仍是权力斗争的需要。要实现苏丹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务实主义的领导集体和治国方略必不可少。     

古代突厥语民族的民间竞技与游戏——以《突厥语大词典》和《福乐智慧》为例

文章主要收集了《突厥语大词典》和《福乐智慧》中的民间竞技与游戏的语言材料,通过古代突厥语民族的赛马、射箭、马球、达瓦孜、投掷等体育竞技与游戏,试图再现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概貌。     

抗战时期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兼论二者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坚持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而蒋介石则推行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共性，也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不同特点却分别对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利用了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却忽略或回避了对民众利益的关注。在民族敌人消退后，蒋介石民族主义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一面与已经启动的民族独立、民主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遭到大众背弃。而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成功地将众阶层纳入了统一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日后政权的确立准备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梁平县烟草局盛开三个文明建设之花

2002年以来，梁平县烟草专卖局(公司)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把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放到突出位置，与物质文明建设同规划、同布置、同安排、同落实、同检查、同评比。通过艰苦努力，三个文明建设的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改变了企业面貌，重塑了企业形象。     

论忧患意识的历史意蕴与时代特征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精髓。从思想内涵上说,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是一种宏大的历史意识,是一种深切的责任意识,是一种昂扬的奋进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把忧患意识的历史意蕴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忧患意识的现代转化。     

关于当今世界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的思考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民族主义问题因而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关注的课题。本文侧重就 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的类型和表现形式、世界民族问题泛起的原因、2 1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走向等问题进行阐述与分析     

对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思考

<正>民族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古丈县这个“老、少、边、穷、库” 的特困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笔者认为必须突出把握好四个方面:一、指导思想定位要准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一定要按照江总书记“七一”讲话的要求,坚持正确的科学的指导思想:一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     

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正>农村基层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责任。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是当前乃至今后的一项长期任务。今年6月中下旬,就如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贫困地区的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我们组织专门班子和人员,以调查、访谈、问卷、座谈等形式,对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的21个乡镇、300个行政村、78个村党支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对当代中国民族政策评估的思考

民族政策是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只有通过科学的评估活动,人们才能判断某一项民族政策本身的价值,从而决定民族政策的延续、革新或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