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求真务实与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是与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背离的。形式主义的产生有其思想根源和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也与我国政治体制不完善有关。反对形式主义需要标本兼治: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     

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参与决策初探

阐释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出现的新变化以及给企业党组织带来的新情况,重点分析了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参与决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同时指出公司党组织参与决策的不适应之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论清代康熙朝御史弹劾噶礼案

良好吏治为历代贤德统治者孜孜以求,但即便政治清明时期也难以禁绝腐败现象。清代康熙朝弹劾噶礼案就是作为监察官员的御史对为官不端官僚进行弹劾的典型案例,然三名御史先后两次严正弹劾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实质在于圣祖掌控对案件性质的衡量权和对案件处理的最终决定权,完全凭"圣意"予以裁夺。     

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宪政化

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需要把执政党的执政方式纳入到宪政的轨道,惟其如此方能真正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时代呼唤宪政,我们理应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宪政化。     

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与财政政策导向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表达了通过调整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良好意愿。这一目标,既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又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相适应,堪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科学决策。收入分配职能是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能,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对于贯彻落实初次分配公平的目标,"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有着积极作用。     

秦皇岛开埠与发展的三大特征

一个城市早期的规划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城市的前途和命运。在秦皇岛城市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分散的城市空间架构的互补共生;二是近代社团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三是港城发展的严重失衡。     

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唐史研究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中国唐史学会与河北学刊杂志社联合组织了这组专题讨论。通过回视唐代的开放与兴盛,可以发现,唐代的开放首先源于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唐时已经不隔华夷,这种初步形成的"华夷一家"观念,不仅超越了前人,对后世的华夷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也就是说,既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收外来文化。第三,唐代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与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和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相反,当国内发生像"安史之乱"这样大的社会动荡,或晚唐政治极端腐败之时,唐代的开放则处于停滞的状态。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中的许多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审思,从历史得到的经验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试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法学本科教育定位——兼论法学本科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

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中法学本科教育定位入手,对法学本科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进行理性分析,论证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中等教育、专科教育基础之上,以素质教育为终极目标、专业教育为主要目标的高等教育形式,探索提高法学专业人才素质的有效措施。     

论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在统一战线的性质、地位、主题、任务以及新的社会阶层、党外代表人士、构建和谐社会等各个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科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编制管理法制化浅议

编制管理法制化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站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实现机构和编制管理的法定化、科学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