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象论》发微——戴震“气化”思想的目的论意义

作为戴震首篇义理论著,《法象论》从“气化”角度阐明了对天人之道与人性的理解。“气化”的过程被描述为“生生而条理”,这表明天人之道不仅是自然“生生”的过程,而且“内在”地蕴含着自身的规定性。同样,以“气化”为基础的人性既包括“血气”这一自然事实,也包括“天德”这一具有规范性的道德意识,人性中的自然事实与道德规范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戴震的“气化”思想呈现出目的论色彩：“气化”创生的过程以“条理”作为自身的内在目的;自然人性以道德倾向为其内在目的。由此,戴震得以肯定情欲中内在的道德意义,并最终提出“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人性理论。     

《鹿特丹规则》对无单放货承运人责任制度的影响

无论是现有国际公约,还是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一般都认为凭正本提单交货是承运人执行运输合同的一种强制性义务。但是,由于船速提高等方面的原因,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一直是困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主要问题之一。《鹿特丹规则》试图设计一套合理的制度使无单放货合法化,但其无单放货的规定与当前航运实践中的习惯做法是根本不同的,也会对中国《海商法》的修订产生影响。     

清政府挽救蒙古茶叶利权的措施——围绕《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签订及两次修订

19世纪以来,茶叶贸易在中俄两国的边境及陆路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但随着列强侵华的加剧,中俄两国贸易的公平性逐渐被颠覆。同治元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签订及后来的两次修订,使蒙古地区的中俄茶叶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国逐步占领了蒙古市场,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政治以及民族关系都造成了巨大影响。面对蒙古利权的步步沦丧,清政府内部也反响非常,并一度采取了积极措施,只是在内外扰攘的时局下,这些措施不足以挽救蒙古利权。     

能源社会核算矩阵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本文扩展建立了2005年中国能源SAM,通过设定能源效率不变和提高两种情景,构建了能源SAM模型并使用该模型定量测算了不同情景下四万亿元投资对各部门总产出、GDP、能源需求量和单位GDP能耗的影响。测算结果说明在能源效率不变的情景下这一投资将带来GDP增长59702亿元,能源需求增长52739万吨标准煤,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单位GDP能耗4.932%;在能源利用效率提高5%的情景下则可以带来GDP增长59795亿元,能源需求增长51212万吨标准煤,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效应降低单位GDP能耗5.419%。     

基于博弈理论视角的上市公司审计串谋分析

本文基于博弈理论视角利用博弈树法对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与审计人员的串谋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旧事重提,以过去几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失败为例,用归纳法和演绎推理法论证了我国上市公司审计中存在着串谋现象。     

西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证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新兴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过分析两组西方国家利率、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的变动,发现中央银行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降低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短期波动。同时,泰勒规则值分析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使中央银行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反应发生了改变。实证结果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过渡有重大启示。     

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探讨

会计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而会计制度又随着会计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和完善 ,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规范会计工作与会计行为 ,我国会计制度的变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变迁的动力机制既有会计发展的内在需要 ,也有会计制度博弈论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对此 ,我们应该运用辩证与发展的观点 ,正确看待我国会计制度的变迁 ,并抓住加入WTO带来的机遇 ,不断完善会计制度体系 ,以便更好地与国际会计管理接轨。     

计算机引入后会计信息系统的内部控制

探讨了计算机引入会计信息系统后带来的负面影响，即不相容职务相分离原则的被忽视、计算机数据处理的错误重复及计算机本身的不安全因素等；从系统运行环境和运行过程两方面内容论述了得以解决以上问题并保证计算机会计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的内部控制体系。     

论演绎的辩护

与归纳逻辑类似,演绎逻辑也面临着合理性问题。演绎逻辑的辩护问题是逻辑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人们不能用归纳逻辑为演绎做辩护,用演绎逻辑为演绎做辩护也将导致失败。以往的演绎辩护,除了导致循环论证之外,还另有失败原因。在元语言中为对象语言的理论做辩护,这将导致无限的后退,最终也跳不出语言的范围。演绎逻辑是人们发明出来的推理工具,同时也是一种严格按照规则进行的游戏,人们对它无法做出本体论或认识论的辩护。     

数字知识经济增加值核算研究

数字知识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各类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得到了飞速发展,研究数字知识经济核算问题是完成我国数字经济核算的重要一环。本文在对数字知识经济内涵、范围与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对数字知识经济的生产模式、收益模式以及与平台的合作模式进行了归纳;进而根据平台所起的作用,分别以数字知识平台与生产者作为核算主体,详细研究各种模式下的总产出与中间消耗,确定生产法增加值核算方案。根据生产者是个人还是企业、平台是否参与生产等因素,详细讨论各种情况下劳动报酬、营业盈余、混合收入、生产税净额、固定资本消耗的核算内容,确定收入法增加值的核算方案;并探究支出法GDP核算中数字知识经济的核算项目。以“得到”这一典型企业为例,采用生产法和收入法核算了其2020年1月至6月的增加值,并分析两种方法存在差异的原因和适用性,为有关部门进行数字知识经济增加值的核算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