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合同法律性质之学理反思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行政合同法律性质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其分歧的焦点在于:行政合同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管理形式?行政合同是单方行政行为,还是双方行为?行政合同是权力行政行为,还是非权力行政行为?行政合同是强权力行为,还是弱权力行为?行政合同是私法契约,还是公法契约?行政合同本身较为复杂,如果时其只在某一层面或者某个角度进行观察与分析,很难全面认识和把握其本质。为了全面、深入地揭示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应当从不同的角度时之加以解析。基于此,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大致可以界定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时人之间的双方行为,是行政主体的特殊行政行为、弱权力行政行为、弱强制性行政行为和弹性行政方式。     

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法治化思考

在当今的行政管理实践中,非强制行政行为不断地被发展和重视,其可以弥补行政主体理性不足产生的管理缺憾;可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还权于市场;还可以有助于改变政府形象,降低执法成本。非强制行政行为并非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主观臆造产物,其有着丰厚的理论与实践支撑,具体包括行政法精神支撑、时代特征支撑和《行政强制法》草案支撑。     

从公立高等学校管理行为的可诉性看公立高等学校的行政主体资格

公立高等学校由于法律、法规的授权取得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成为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主体,使其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对公立高等学校行政主体资格的研究,有利于保护高等学校和相对方(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提高高等学校的依法行政水平.     

陕甘宁边区特殊性地方政府述论

陕甘宁边区为解决抗战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民族等问题,先后设立了直辖市、民族自治区、垦区和盐业中心区等类型的特殊性地方政府。边区在行政区划方面进行的创新和实践,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区划类型,也较好地解决了边区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为建国后特殊性地方政府的设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行政复议法的变革与启示

从《行政复议条例》到《行政复议法》 ,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突出了行政复议的民主性 ,强化了行政复议的权威性 ,体现了行政复议的特色性。它必将对我国依法行政产生深远影响 :行政机关必须强化公仆意识 ,规范具体行政行为 ,正确行使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政治问责的再分析

行政问责存在多种类型,其中,最为复杂的是行政政治问责。通过对政治问责主体的分类,结合其发展过程和各个阶段的问责机制特点予以深入研究,可以有效地揭示民主问责、行政问责和行政政治问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有利于澄清国内各方在行政问责认识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     

试论转型期的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伦理就是特殊领域的角色伦理,是以行政系统主体或以行政管理者为主体,针对行政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社会化角色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在社会转型时期行政伦理失范严重,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使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带来行政权力合法性危机。必须确立新时期行政伦理的原则,从加强行政伦理教育、行政伦理立法、强化行政活动监督入手,进一步加强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建设。     

立法会与香港政制——香港政制系列研究之三

未来香港立法会的组建、地位、功能、作用及其与现在立法局的关系等，既是近年中英两国关于香港政制安排问题的争议焦点，也是“九七”后香港政制正常、有序运作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英皇制诰》、《皇室训令》与香港基本法的对比研究，揭示出只有按基本法办事，才能有效发挥立法会在香港政制运作中的特殊作用，广大港人也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行使其民主权力     

The Running and Inspir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Behavior of Taiwan

Article 4 and article 201 of Taiwa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prescribes the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behavior and the types of the court’s decision. These articles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ction. The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behavior in Taiwan based on a relatively mature theory— discretion defect theory,and the general legal principles specifi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 These theories and legal provision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s for mainland to build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behaviors.     

日本公共行政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规模之大,力度之广,呈现市场化、分权化与绩效化的趋势。改革在现行宪法框架内,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行政组织、行政程序做出调整,在政府职能的重新清理与定位、信息网络化和利用效率化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