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共行政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规模之大,力度之广,呈现市场化、分权化与绩效化的趋势。改革在现行宪法框架内,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行政组织、行政程序做出调整,在政府职能的重新清理与定位、信息网络化和利用效率化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参考。     

浅谈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监督

现行行政监督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事前、一般性监督 ,既不利于对经济活动有效管理 ,也不利于市场经营者的独立主体地位的落实 ,应本着“非违法不介入”的原则建立一种“消极事后监督”机制 ,将专门机关监督的执法行为同群众投诉行为相结合 ,形成合力监督系统 ,保障行政监督权的行使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论我国行政救济的原则

行政救济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行政救济的原则问题则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笔者试从行政救济原则确立的必要性及其确立标准入手,将行政救济的基本原则整合归纳为六条,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由于我国当前的行政救济制度尚处于发展过程中,并不十分成熟,所以尽早明晰行政救济的原则,并在学界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不仅对完善行政法学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更好地构建和完善行政救济的一系列制度,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制度补正:提高中国行政效能的根本途径

制度是决定行政效能高低的根本因素。由于制度缺失即制度供应不足和制度失范是我国行政低效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对影响我国行政效能的制度进行补充和矫正。这主要包括: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优化行政组织,调整和规范行政运行机制,促进依法行政,并适度引入市场机制。     

公共行政当局以合同方式雇用人员时各类合同的适用范围

现时澳门公共行政当局以合同方式雇用人员的情况普遍,但是使用的合同类型多样,各类合同应有的不同适用范围卻鲜见有本地法律学术论文对此进行研究。本文尝试根据澳门现行法律和法学理论分析不同的合同各自应有的适用范围,并探讨该等合同在现行澳门法律下可能存在著的潜在问题。     

建立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预防体系的行政反思

本文从行政角度反思了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因和建立预防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体系的现实基础,认为应当建立以完善宣传教育制度,落实民主科学决策,畅通沟通渠道,加大监督、考核和奖惩制度的执行力这四项内容为主体的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预防体系,极力减少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为新农村建设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

《政府采购法》实施以来,学界仍未停止对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的争论,主要观点分为民事合同论和行政合同论。笔者认为,民事合同论和行政合同论均有合理之处,各自存在不足,需要从新的角度来审视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经济法在法律体系占据特殊位置,是与民法、行政法各有交叉的一个独立部门法,政府采购合同恰好符合这一特性,并且,从它的价值取向和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而言,政府采购合同具有经济法的属性,应归属于经济法。     

论“行政诉讼法”运行的文化观念阻力

我国“行政诉讼法”运行中八个方面的文化──观念阻力是值得检讨的;对这些观念进行了理论否定,强调从传统文化观念向现代文化现念的变迁是“行政诉讼法”得以落实的关键。     

论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冲突与协调

行政诉讼是普通公民与代表国家权力的行政机关之间的诉讼,是权利与权力的冲突,而民事诉讼是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貌似相差甚远,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时有碰撞。如何才能找到其中的阿基米德支点,平衡这两种诉讼,协调二者的关系是转型中的中国不能忽视的,也是建设和谐社会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从一个案例谈起,揭示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冲突的原因,提出了三种解决的方案。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规范实证研究

目前法学界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从规范实证的角度研究,根据历史解释、目的解释、文义解释、结构解释方法,应当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是限定性规定而非示范性列举,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能超出《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的限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受案范围的司法解释含义不清,且有越权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