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2001年台湾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动

利用台湾地区相关人口数据,描述和分析了1991—2001年这11年间台湾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分析分成三个方面:以5岁组距划分的人口年龄结构基本变化;国际通用人口年龄分类标准和桑德巴(sundbang)人口年龄分类标准下人口类型的变动;劳动年龄人口和人口抚养比的变化。通过分析,描述了跨世纪台湾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轨迹,并归纳出其变化的趋势。     

宝鸡市部分流动已婚育龄妇女流向及相关构成

利用宝鸡市2003年9月21日至2004年12月21日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进行交换的数据进行分析,勾勒出宝鸡市当前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流向、分布、年龄构成及相关要素、基本状况,指出目前流动人口计生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并提出相应建议。     

东北青铜时代的发展进程及特点

东北大约在公元前 2 0 0 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 ,结束的时限大体随燕文化的到来及秦汉势力的扩展而逐步衰落 ,跨越了近二千年。通过对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的衡量 ,可将东北青铜时代划分为夏至早商、商末周初、西周中至春秋和战国四个阶段。东北青铜时代的发展进程具有五个特点 :1 .东北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比中原晚 ,但整体水平不高 ,从铸造技术和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力而言 ,尚属欠发达的青铜文明。 2 .存在着区域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3 .在大部分时间内 ,显示出文化发展阶段的同步性。 4.东北青铜文化既有统一性 ,又有多样性 ,其形成机制和发展进程表明 ,它是一个独立的运行体系。 5 .东北青铜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已具有了民族文化区的雏形。     

Value orientations and social attitudes in the holistic milieu

Based on a representative population survey for German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whether engagement in holistic activities is associated with privatized lifestyles and lack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 with countercultural orientations and base‐democratic political commitment. To analyse this question, respondents who are engaged in holistic activiti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hat are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as well as with Christians and non‐religious peopl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three holistic groups are characterized by clearly different attitudinal patterns: Respondents engaged in body‐mind‐spirit activities have an affinity to self‐directed ways of life, post‐materialism and environmentalism. Holistic Christians try to combine the Christian ideal of altruism and post‐materialist orientations. Those who are attracted only to magical‐occult practices are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individualistic self‐improvement and correspond more to the image of the hedonist consumer at the esoteric marketplace.     

婚前同居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 ——基于Heckman二阶段模型的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初婚年龄持续攀升,婚前同居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那么婚前同居与初婚年龄之间有没有关系?本文基于婚前同居对离婚影响的选择假说与经历假说进一步探讨两种假说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选择假说认为同居者自身特征促使他们追求思想解放,消极地影响着婚姻稳定性,因此与其同居伴侣之间并不想建立一个长期的契约。由此推测这些积极影响同居的特征因素会给结婚带来消极影响,婚前同居就会推延初婚年龄;经历假说认为共同生活的经历将会改变同居者对婚姻的认识,他们不再强烈地致力于追求婚姻的身份。他们将会接受婚前同居这种暂时性的本质。很多夫妇认为同居提供了一个婚姻的替代品,结婚的欲望由此下降。因此这也将推延初婚年龄。除两个假说外,同居者想要通过同居搜集更多对方的信息,这种想要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想法也将推延初婚年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10年CFPS抽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纠正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带来的偏误并检验婚前同居推延初婚年龄的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发现婚前同居使女性与男性的初婚年龄分别推迟了0.415岁与0.868岁。在控制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后,婚前同居对女性与男性初婚年龄的影响仍然很大且显著,初婚年龄分别推迟了0.431岁与0.890岁,证明婚前同居将会提高初婚年龄。这进一步明晰了婚前同居在我国家庭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婚前同居对初婚年龄的推延作用无疑为我国全面二孩政策下出生人口数量增长带来消极影响。     

盛世乡愁——雅典帝国的“传统”与“现代”

波斯战后三十年,雅典强势崛起。如何乘崛起之势,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结束希腊世界长期以来列国交争的困局,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这成为几代雅典人的雄心壮志和强国梦想。而在对外致力于实现帝国雄心的同时,雅典城邦内部推行“民主”式的治理方式。民主化在夯实国家基础的同时,却使雅典传统世家贵族在政治上遭到挤压,新兴民主势力与传统贵族势力彼此虎视眈眈,雅典政坛暗流涌动。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能消弭这一对抗的破坏力,但随着伯里克利的突然离世,这一对抗便迅速升级并迅速白热化,进而走向失控,最终成为雅典帝国事业的颠覆性力量。本文以修昔底德著述为基础,结合阿里斯托芬、色诺芬、柏拉图等著作家的相关文本,力图从雅典政治社会的内部视角,揭示雅典帝国在关键时刻所面临的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其现实后果:曾让雅典人倍感自豪的“民主”,却堕落为政客摇唇鼓舌、群众叫嚣起哄的舞台;雅典海纳百川、万邦来朝的同时,却贵贱不分、优劣混淆,甚至藏污纳垢;雅典人热爱“自由”,却在不断膨胀的金钱物欲的诱使下,日趋堕落为纵情任性,喜新厌旧,甚至好坏不分,是非不辨……透过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文本,读者不难感受到帝国繁荣背后雅典人对国祚前途的迷茫和深沉的“乡愁”。对于盛世雅典人的乡愁,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应当能够感同身受吧!     

对主体文化的妥协与篡改--谈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写作的兴起

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是男女性别角色界定严重两极分化的时代,是谈性色变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体文化价值对女性的期待都是理想的"永恒的女性",女性的社会角色大多被局限于家庭.但随着浪漫主义思潮引发的对个性化和想象力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女性思维的禁锢,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兴起也提供给了女性作家可以接近的文体,所以女性写作在这个特定的社会转型时代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男性文本中不真实的女性形象.此时的女性写作大都采取了表面上与主体文化妥协实则篡改的方式,虽然这种篡改有时候只是悄悄的、隐蔽的努力.     

独生子女夫妇生育预测问题讨论

就夫妇为独生子女的情况,对以下3个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1）年龄孩次递进生育率模型及用Exel计算的公式;2）三种获得独生子女年龄分布的方法及推算单、双独家庭妇女的年龄分布概率;3）一些地区符合政策可生育2孩妇女的2孩递进生育率水平。通过讨论帮助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干部把握独生子女夫妇生育问题对人口的影响。     

试论湘军时代湖南社会流动的模式与特点

湘军时代是近代湖南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社会流动是最能体现这一时代变动的社会现象之一。从流向上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主要有五大趋向,平民通过科举考试上向流动为绅士,农民向军队流动为下层士兵,儒生从军由军功入仕,平民由"捐纳"上升至绅士或进入官场,等等。返归故里的湘军或在地方坐拥实权,或下向流动为帮会成员。这些与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比较起来,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人机交往”还是“人际交往”读屏时代青少年的同伴互动

“读屏”成为了越来越多青少年的“常规动作”和“生动表情”,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在种种屏幕面前也得以再造。电视屏幕为青少年展示了成人的后台景象,使青少年学习到许多人际交往模式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网络虚拟世界中,青少年按照新的规则展开知识的传播、情感的交流、思想的撞击。学习如何同他人交往,并将这些交往技巧迁移到真实的社会情境中。手机作为“流动的现代性”的表征之一,重新结构着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社会关系网络。然而,青少年的社会需要不可能仅仅从抽象的“人机关系”中得到满足,“人机”关系自然不可能彻底取代“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