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工人待遇探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厂，边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工人待遇方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改善劳工物质条件，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工资发放形式，适时调整工人的工资，使工资与物价水准基本平衡；同时，多方面为工人着想，对工人家属及女工实行优惠政策；加上工人具体待遇同中有异，对技术人员给予更高待遇等，安定了工人的生活。工人们的待遇得到了提高，生活有了保障，生产积极性也空前高涨，对缓解边区经济困难，发展边区工业，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抗战时期徐特立的科技理论与实践——以延安自然科学院为中心

毛泽东主席的恩师徐特立先生是人们熟知的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在科技理论与实践方面也有卓越的贡献。以徐特立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创办和建设延安自然科学院为中心,探讨他在科技方面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成就,对于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增强科技竞争力,仍有现实意义。     

简述江苏基督教界的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这民族危急关头,全国各界人士以不同的方式纷纷投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江苏基督教界在这重要的历史时期,也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日作出了贡献:开展抗日宣传,激励教众放弃"和平主义",奋起抗争;联系国际友人,争取国际援助;利用特殊的身份背景救助难民、救治抗日伤员;抵制日式基督教的入侵。在抗日活动中,江苏基督教界虽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广大教徒面对强暴的侵略者不屈不挠,坚持斗争,最终和各界民众一起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春天。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典型理论的美学思考

典型理论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核,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典型理论又展现出其独特性:既沿袭着传统的、一般的典型概念,又因为处于战时状态而富有新的内涵。厘清其理论来源、历史作用、经验得失等相关问题是提出新思考的前提,也是正确认识和评价该时期典型理论的基础。     

抗日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的变迁

近代以来,西北地区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社会生活的传统色彩仍十分浓厚,但是到了抗日时期(1931～1945),由于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战略构想的实施,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状况得到改善,民众的社会生活如衣食住行、婚姻家庭、文化休闲等各方面都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迁既带有计划变迁、战时变迁等特点,也颇具近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时代进步性和复杂性。     

抗战时期重庆的婚姻问题初探

婚姻与家庭问题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社会变动时期更易成为社会的焦点之一.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变动,也引发了人们对婚姻与家庭在观念、态度、行为上的一系列变化.本文拟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这种变动的原因、现象与社会影响,以勾勒战时重庆婚姻的大致轮廓.     

抗战时期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

抗战时期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被打上深深的战争烙印。跑警报是战争场景下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年的战争使市民的生活日渐艰难。战争引发的人口内迁促进了重庆市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化。抗战时期重庆市民仍然延续了原有的一些生活方式,其日常生活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关于回族报道的研究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自创办起就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团结抗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华日报》对广大国统区回族民众的爱国行为展开积极报道,称赞回族同胞参与抗战救国的行为,还对陕甘宁边区的回族民众进行了报道,展现了边区回族的崭新风貌。通过研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对回族的报道,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回族的抗战贡献以及中共中央为维护全民族抗战所作的不懈努力。     

《苏日中立条约》与东北抗日联军的"战略转移"

本文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与日本缔结中立条约的过程中与中国东北抗联的关系,剖析了1940年底东北抗联进入并滞留苏联境内的原因,解析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国东北抗日斗争的消极影响。由此认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所谓“战略转移”,并非是主动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之举。     

宋美龄与战时儿童保育会

抗战初期,中国儿童大量流离失所,不少沦陷区儿童被日军施以奴化教育,甚至被杀害或劫到日本。儿童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抢救和保护流离失所的儿童成为战时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此,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界于1938年3月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在各省设立分会,筹建保育院,积极抢救难童,对难童进行保护和教育。宋美龄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战期间共抢救和保育难童近3万名,成为战时中国儿童救济事业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