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论新时期党内监督的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但仍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参与方式单一、常态化参与机制缺乏和内部控制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也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党的“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治国理念下,党内监督应坚持合法性、导向性、科学性、规范性、平等性、协商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网络引导和监督机制、党员全程协商民主参与突发事件预警与快速处置机制、党员自发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渗入机制、党内监督参与指标的综合模态化评价机制以及加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性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和深度改革,是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

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天灾敌祸,由此而产生了极大的荒情。根据地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一方面大力放赈救急,另一方面领导根据地军民扩大生产,增加财富。根据地的救荒运动不但为战胜灾荒、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推动了社会进步。     

伊拉克战争与公众参与中国中东外交政策制定

伊拉克战争为公众参与中国中东外交政策制定提供了机会,参与群体前所未有地扩大,参与途径全面拓展,不同意见的表达开始涌现,公众主动对外交建言献策,开始有意施加民意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公众意见开始成为外交部门对外传播国家主张的背景支撑和参考因素。公众因素开始成为中国制定中东外交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参数之一,但其影响力有限,更多是参考和制约作用,其影响正处于发展之中。     

How to keep Rosie the riveter from contracting VD: A case study of how U.S. social reformers used public rela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

Much of public relations historiography on World War II focuses on the government uses of the function. This study fills a gap in the literature by exploring how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American Soc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SHA) used persuasion communication efforts to enlist the aid of management, labor,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ontrol of venereal disease (VD) rates. The case study advances a more diverse understanding of how activists have utilized public relations and found that the social reformers’ use of persuasive communications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aligned with the view of public relations as the strategic and intentional participation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to achieve a planned outcome.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与克里米亚战争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被誉为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的女英雄和现代护理学的主要奠基人。战地记者无情揭露了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军队存在的诸多弊端，促使英国政府派遣南丁格尔护士团前往克里米亚战争前线医院，而南丁格尔在护理教育、军队医疗和卫生改革等方面的贡献都要追溯到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经历。     

浅析新时期民生财政的构建

民生财政是近几年学术界和实务界提及的一个热门词汇。民生财政不能仅以提高民生支出的比例来完成，而是要构建一套由财政预算体系、转移支付体系、资金监管体系、绩效评估体系等组成的从收支计划的确定、执行到效果监督的完整民生财政框架。     

劣势耐用品厂商的产品质保期与质保服务投入策略研究

在实际中，消费者购买耐用品时均同时获得厂商提供的质保服务，由于产品质保服务影响着消费者的产品使用效用，因此耐用品定价、质保期和产品质保服务投入是影响厂商利润的主要因素。考虑双寡头市场环境下，建立微分博弈模型讨论单位产品质保服务投入和产品质保期对双寡头厂商均衡价格的影响。结论表明双寡头厂商的单位产品质保服务投入越高、质保期越长，均衡价格越高；但单位产品保服务投入与质保服务对消费者效用影响系数的关系影响着竞争对手在均衡价格的变化趋势；劣势的低质量厂商可以通过增加单位产品质保服务投入策略或延长质保期的策略实现在均衡下与高质量厂商以同等价格销售耐用品，但劣势厂商增加单位产品质保服务投入策略要优于延长质保期策略。最后，利用数值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所得结论的有效性。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受战时通货膨胀影响，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赤贫阶层"尚有距离，决定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相比战前已发生变化。战前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与教师职级、教育水平紧密相关，而战时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则受到薪金、兼职、家庭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战前大学生的主体是社会中间阶层出身的子弟，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呈"橄榄型"，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则截然二分为富裕和清贫学生两部分，清贫学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主体。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的变化，既有战时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民政府相应教育政策的影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学前教育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学前教育建设活动，形成了独特的建设经验，主要包括提供保障措施、建立精简高效的组织架构、注重保教队伍的建设、关爱幼儿的身体健康、开展科学的教育教学工作。重现边区学前教育活动，探寻其成功经验，继承与发扬红色教育精神，对新时期幼儿的培养与培育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