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一篇佚文及其意义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曾为醴陵一乡绅撰写墓表。这篇墓表载于醴陵一谭姓族谱中,《左宗棠全集》未收,显然是左氏的一篇佚文。它的发现,为确定曾有争议的左宗棠主持渌江书院讲席的时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可据此订正其他史实     

元代书院官学化的历史文化解释

元朝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与汉族的农耕文化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其结果使蒙古社会传统的知识发生了转型,高等教育活动主要围绕儒家文化高深学问展开。"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本文在回顾元代官学化的历史事件和综述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元代书院的官学化问题进行了文化解释。     

丘逢甲生平事迹小考

近代著名爱国诗人、教育家丘逢甲在潮汕曾经生活过七、八年,其生平事迹虽经现当代学人的详细爬梳考证,大部分都已很清楚,但也有一些具体细节注意不够,造成许多观点陈陈相因,以致误导了后人.本篇小文即是对其中几个问题的考证.     

“纵橫计不就”:王闿运光绪四年“出山入川”发微

王闿运受聘主讲四川尊经书院,是他传奇人生中备受关注的一件大事。而翻检相关史料,发现王闿运光绪四年“出山入川”,接受总督丁宝桢邀聘,初衷并非充任尊经书院山长,后来他勉强受聘,却不安于位,拟想“辞师居友,聊尽所长”,再展其“纵横名士”的奇才大略,扶助丁宝桢、刘长佑在西南成就霸业,但“赞幕无功,诲人复倦”,于光绪十二年倦归湖南,留下一段“纵横计不就”的豪情与悲苦。     

文澜书院与广州十三行商

在广东书院发展史上,文澜书院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是广州西关绅商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时一个因缘际会下的附属产物,还是清代书院制度与广东书院文化发展下的时机选择,更是广州十三行行商家族主动融入地方士绅圈和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着力举措。文澜书院不仅为行商带来投身地方公益的口碑与荣誉,为其赢得了在商言商、遇绅而绅的身份认同,更为行商家族实现"由商入仕"的发展战略提供平台与契机。     

《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辞书学价值

《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公布掀起了简帛研究的热潮,但从辞书学角度来研究这批简的成果却很少。辞书的编纂者囿于传世文献,不能全面、客观地运用文献材料,这就导致语文辞书所收许多词的书证、释义存在明显不足之处,且词语漏收现象甚多。《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许多字词具有极其重大的辞书学价值,因此从书证订补、义项订补、词语增补角度来研究这批竹简具有重大意义。     

四川国学院述略

四川国学院之前期存古学堂设立于1910年,学堂以保存国学为宗旨,以理学、经学、史学、词章为主课,声韵小学(文字学)亦为诸生所必修.事实上,存古成为当时四川培养国学人才的最高学府.其所聘教席皆当时国学才俊,著名者有多位,如谢无量、曾学传、吴之英等.1912年,存古学堂改四川国学院,学院以研究国学、发扬国粹、续修通志、切于实用为宗旨.吴之英为院正,刘师培为院副,楼黎然、曾学传、廖平等名师受聘.1914年,又改国学学校,廖平继任校长,新聘宋育仁任教务长.国学院前后虽仅约五年,但因师资高明,诸生多俊秀青年,却也出了不少杰出人才,如蒙文通、向宗鲁、彭云生等.     

岳麓书院教育千年延续传承的原因分析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不仅原址保存完好，而且一直瀚墨流香，弦歌不绝，办学不已，其原因主要是岳麓书院始终引领着社会思想潮流，并一直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广大民众的拥戴，它聚集并培养了无数名人，彰显了人文精神，为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如何促进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初步探索——以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党的组织为例

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的党组织,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组织功能,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团结和保护科学家,在处理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中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两宋时期,都有翰林学士出使过契丹(辽)及金国。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普遍。两宋翰林学士的出使,似乎并无一特设的前提,担负重要使命的专使与履行一般使命的常使均可由翰林学士担任。翰林学士担任外交接待工作,任馆伴使的相对较多。无论是出使,还是接待来使,熟悉外交礼仪、学识渊博的翰林学士正是合适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