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令畤鼓子词《商调蝶恋花》简论

赵令词 ,在当时即颇受关注。其实他在鼓子词方面的成就也值得一提。从词史意义上讲 ,赵令的《商调蝶恋花》使联章体词功能和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它有着明确的创作意旨 ,人物塑造艺术特点鲜明。《商调蝶恋花》的出现 ,对后世的“说话”作品、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及元杂剧《西厢记》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阿包”:已知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

原事裁缝业的“阿包”在1846年成为了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阿包”信仰笃定,主动向身边的底层百姓布道,成果得到了传教士的肯定。“阿包”个性外向,但有时也脾性不定,这点深深地左右了他与传教士间的人际往来。1858年秋日,他与原本信奉罗马方济各会的中国医生“丁先生”展开了多次教义舌战,最终“阿包”打动了“丁先生”,推动其转入圣公会。“阿包”能以低微社会身份取得较大传教成果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他有着独特的身世资源,可以与底层民众心心相印;其次,他具备良好个人魅力,能动人以情;复次,他与传教士间有职业、宗教双重纽带绑定。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阿包”案例不仅构成检视外来文化“在地化”的良好样本,——近代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程从来不是精英“独创”,。     

赵树理：作为农民的写作

赵树理同五四以来一切表现农民的知识分子作家相比,最大不同在于写作根据的差异:后者是“为农民而写作”,前者则是“作为农民的写作”。本文从立场、视角、言说姿态、阐释方式、写作目的等辨析两者对乡村与农民的不同解读。意在说明,为什么只有赵树理才能完成新文学与农民的第一次对话。     

关于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几个问题——兼谈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

“山药蛋派”由以赵树理、马烽、韩文洲、张石山为代表的四代作家构成。之所以将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是由于“山药蛋派”是在接受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是由于赵树理与马烽等人在创作上的相似性中的巨大落差;是由于只有赵树理的存在,才构成了“山药蛋派”的完整性及其演化中的深刻性。“山药蛋派审美”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在今天应该引起格外的关注。赵树理在追求作品通俗化、大众化中所贡献的文体上的成就,在今天极具现实意义。在赵树理传记的写作中,倡导对赵树理“个人空间”、“私人事件”、“精神私史”的重视。     

赵翼史论的近代价值

赵翼的主要文学著作为《廿二史札记》与《陔余丛考》二书,其主要价值是在史论方面具有创造性的贡献,如他相当成功地运用比较史学方法、心理分析方法,而且善于提取一代之大事,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反映出一个时期历史的特点,其研究成果对近代通史和断代史研究有深远的影响,具有启迪后世学者的非凡价值。     

试论赵武灵王的胡服改革

赵武灵王的胡服改革是战国中期在赵国上演的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武灵王以改变军事为切入点，胡服骑射，移风易俗，富国强兵；使用教化方法以理服人，渐次推行，过程长，代价小。武灵王提供了循次渐进的温和的改革模式，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游离者":赵树理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文摊文学家”身份走入启蒙大众行列的赵树理,内心充满了对大众的感情。而“方向”的确立,赵树理创作活动置于由意识形态、新的文艺规范及“名人”、“干部”构织而成的聚光灯下,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选择农民文化为农民启蒙的赵树理,这时表现出他对“文学范式”“名利”的游离及对业余创作的提倡,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特性的社会实践角色。     

论清代女词人赵我佩的“病、瘦”言说

清代女词人赵我佩存词173首,收于《碧桃仙馆词》中。赵氏体至孱弱,工愁善病,其词多言"病、瘦",直抒胸臆,清丽婉约。赵氏"病、瘦"词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不但记录了赵氏受苦受难的身体感受,也记录了赵氏受苦受难的心灵感受。她通过疾病所导致的苦难和情感上的残缺,唤醒自己及同时代的女性长期以来对疾病苦痛煎熬及夫妻离居造成的情感缺失的麻木,找寻迷失的自己,并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可以说赵氏词以独特的"病、瘦"言说参与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来,为后世读者竖起了一座"病、瘦"词的丰碑。     

“说”出集体性——口述性（orality）与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小说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中,经常出现一种作为情节生产者的"非角色化"叙述者,和作为假想主体的"情境外"叙述接受者,二者之间的遥相呼应完成了叙事传达和接受的想象交流。这种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之间口述性的共时交流成功地使这类作品易于为农村普通读者接受。口述性的仪式化结构更为解放区作家虚拟了一种"集体性"景象,并为他们提供了使之合法化的叙述工具。     

“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论析

“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只是李纲的个人宏愿而已。北宋覆亡后,以高宗为首的南宋小朝廷处于节节败退状态,何谈赢得“二圣环”之事！南宋初期,文恬武嬉,特别是宋高宗无心抗战,军队士气低落,哪里有“精兵十万”可拥？任李纲为相本来就是高宗十分勉强的选择,有难言之隐,只是“虚位以召臣”而已,将李纲当作威吓金人的物象,统帅军队当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权力,其军事才能得不到充分验证,加上群小出于私心的围截,使每一步重大决策都不能如愿实施。李纲的宏愿值得颂扬,但过早为宏愿的实现下结论又与现实稍有距离,显得有些“机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