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理学家陈亮的"明"思想

南宋理学家陈亮认为道(理)是与自然和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它如同"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是人们可以体察、认识的客观存在."王道"、"霸道"是贯通三代和汉、唐以下各代帝王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未被"隔断"过,"王霸并用"之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是治国良策."义理"、"功利"是三代、汉、唐皆有的行为准则,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义要体现在利上,利也就是义,"义利双行"缺一不可.帝王治国要"爱人利物"、"生民之利"、"义利双行"才能富国强兵,人民生活安定.在"成人之道"问题上,陈亮主张做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即光明磊落)、"推倒一世"、"开拓万古"的"智勇"之士,作一个实事实功的英雄豪杰.陈亮对以上三大问题的观点,是他的"明"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广州就业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利用第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考察广州就业人口文化素质变动特征;建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模型,计算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实现广州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发展中大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规模效应的分析

近年来,发展中大国在其宏观经济诸多方面均表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该发展浪潮往往被归因于规模效应——凭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聚集经济效应等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将金融发展的特征嵌入到已有的增长和规模效应理论中,可以检验发展中大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其产出、投资、贸易以及金融之间的相互关联效应,从而把握发展中大国的总体发展趋势。在金融危机发生时,经济刺激政策更应该倾向于贸易和投资领域,而不是金融领域,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大国,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非常明显地低于贸易和投资两个最重要的实体经济领域。     

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研究——以西部地区为例

本文从量与质两个方面对人口内部均衡发展概念进行界定——在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内部影响因素在发展数量、质量等方面逐步实现均等或协调,而这种均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且不断的由低级均衡向高级均衡发展演替。在此基础上从人口发展、人口内部均衡度、人口内部均衡发展梯度、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四个视角构建人口内部均衡发展评价模型,并对西部地区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1)2000~2007年间,西部人口发展、人口内部均衡度及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呈增长态势,其增速高于同期全国水平,且西部各省间发展差距较大;(2)西部地区人口发展水平较低,位于0.48~0.59之间,属由启蒙后期进入过渡前期阶段;(3)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度低,位于0.35~0.42之间,属由轻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4)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较低,位于0.455~0.544之间,属过渡阶段。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已有的对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未将结构和制度的重大变革纳入模型,这与东亚及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不符。本文通过在模型中纳入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变量,用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技术进步,第三是制度变迁,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很显著。人口红利的影响也较显著,但是其对经济增长解释力度较小。因此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投资、技术进步、结构变迁和制度变革。     

中国社会核算矩阵编制方法研究

 本文以联合国历次SNA标准为基础,设计了两种形式的社会核算矩阵,采用“bottom-up”的编表模式构建了中国2007年社会核算矩阵Ⅰ型表和Ⅱ型表。提出并采用了“分项平衡法”,对初始矩阵中所有不平衡项目进行逐项处理,实现了整个社会核算矩阵的总体平衡,并将调整结果与国际上常用的“交叉熵”方法结果进行了比较。     

对外承包工程国际收支统计存在问题与改进建议

 对外承包工程是一项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方式之一,与其相关的多项交易均需纳入国际收支统计范围。本文分析了《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Balance of Payment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Manual (Sixth Edition)）中有关对外承包工程国际收支统计的基本原则,并指出以间接申报为主要数据源的统计模式的弊端,建议从规范间接申报入手改进现有统计制度,最后提出了开展专项统计采集对外承包工程国际收支数据的远期规划。     

能源价格上涨情景下能源消费与经济波动的综合特征

 能源定价体制的改革是我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中一项非常重要、又极其紧迫的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这一改革不但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效率的提高效果,更是关乎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成败和我国未来能源安全的保障状况。通过建立CGE模型,本文研究了能源价格上涨情景下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综合波动特征。主要发现如下：能源价格上涨虽然使得除进口外GDP、出口、就业等变量下降,物价水平上涨,但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能源强度并优化产业结构。就影响的大小而言,电力价格上涨的影响最大,石油和天然气次之,煤炭价格上涨的影响最小。从行业产出的变动来看,能源行业自身受能源价格上涨的负面冲击最大,其次是重工业,而农业、轻工业等所受的负面冲击最小。基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未来继续努力推进能源定价的市场化改革,是推进我国的节能降耗工作、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有效途径。     

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有利于经济增长吗

本文估算并应用潜在产出描述经济增长,尝试从国际合作角度设定动态结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自发性国际资本流动的综合性结构冲击,并进一步分解为共同冲击和特有冲击,提出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思路,以金砖国家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对金砖各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因资本账户开放进程而异,但对金砖整体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且不为金砖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冲击所扰;将金砖国家视为以国际合作形式联合的整体进行计量分析是可行且有经济意义的。中国应推进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全方位南南合作,不断完善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分散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并使其有利于长期共同发展。     

政府债务、经济增长与非线性效应

本文基于61个国家1980-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较好的克服了变量内生性问题。研究表明,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证明了债务阈值的存在性,且两组国家中政府债务阈值的大小存在差异。但是,政府债务阈值并不具有唯一性和确定性,它随利率、通货膨胀、经常账户和金融发展的变化而显示出动态性特征,且上述变量对两组国家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