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萨都剌的七言古诗

元代后期的重要诗人萨都剌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他的七言古诗取径宽广 ,特色鲜明 ,创获显著 ,不愧是元代诗坛上的佼佼者。本文从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 ,对其七言古诗作了初步的探讨     

由先秦至唐代：汉语叙事诗之成熟

中国汉语诗坛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经典性“史诗” ,但是诞生了“诗史”。从《诗经》到两汉乐府 ,到中晚唐诗篇 ,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显现了夺目的光彩。唐代叙事诗 ,是中国汉语叙事诗成熟的标志 ;对它做重点研究 ,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诗界“抒情”和“叙事”之双峰 ,更深刻地理解艰难时事怎样造就一代诗豪 ,更准确地检测诗人的才力和魄力。     

郑珍山水诗论略

近代宋诗运动前驱郑珍之山水诗,以描写黔、湘山水景物、“凿破南荒千古閟”,于近代诗坛独树一帜。其人生前期以纯山水诗居多,后期则与君国忧及战乱紧密相连,但与政治改革无涉。其山水诗风格以平易自然为主,又不拘一格,至于人评其诗“生涩奥衍”,只是其风格之一而已,不可以偏概全。郑珍山水诗在艺术表现上颇多独创之处。     

时代·徐志摩诗·悲剧

对徐志摩诗的误读,以及对他与三位女性的情感纠葛的浅层次诠释,至今仍然贻误着读者。如果从时代背景来考察,以诗人艺术地政治介入,行进中的矛盾二重性,文化素养与生存环境的冲突,去纠正历来对几首徐志摩诗的误读。并通过对徐志摩与三位女性的深度剖析,找出他与三位女性纠缠中深蕴的悲剧精神,以及此悲剧精神对徐志摩本身成功行为的一种再诘难。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

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     

鲍照乐府诗之潜文化素质研究

鲍照的乐府诗题材多样,思想内涵复杂但又井然有序。既自觉继承了民歌的言情风尚,又弘扬了汉魏之交文人诗家忧念治乱的政治情操。流行于刘宋时期的儒学、玄学和道教等多种文化在鲍照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现实生活又引导着他进行文化选择与整合,并进而决定了他的乐府诗的文化素质。     

一个思想方法上的怪圈——明人何以贬宋诗?

明人贬宋诗 ,在思想方法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表现在 :将宋人的爱讲诗法与宋人的诗创作割裂开来 ;将宋诗的突破声律与不讲声律混淆起来 ;将宋诗的“文”与“质”对立起来。这种认识上的偏激 ,在具体对待唐宋诗的问题上 ,以唐诗作为取舍宋诗唯一标准 ,合则取 ,不合则去。     

失落的女神——《女神》及其新诗“现代性”问题

在郭沫若研究与当代学术界接轨的过程中 ,与《女神》相关话题的新诗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如何理解《女神》创作的现代性问题 ,也是解决新诗现代性乃至五四新文学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现代新诗从其产生之始就呈现出鲜明的平民化特征 ,《女神》以及现代诗直露的抒情方式及其相应的平民意识成为现代诗人情感爆发的先河。     

论严遂成及其咏古诗

本文结合严遂成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研究其咏古诗。其咏古诗数量很多 ,且大多史识不凡、富有感情。这些咏古诗是他“功业情结”的外化     

论卞之琳对新月诗派的继承与超越

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与新月诗派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以详实的文献资料和作品例证,从诗歌语言的音乐}生、新诗格律化和新诗戏剧化小说化三个方面,可探讨卞之琳对新月诗派的继承与超越,由此展现卞之琳的独特诗学追求和精湛诗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