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功能定位之反思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强制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承载着保护劳动者、维护劳动关系稳定的功能。由于实践中用人单位采取各种措施规避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致使其立法初衷不能实现。在劳动合同立法中,应当确立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原则,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例外,同时放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解除条件,辅之以完善失业保险等制度,以实现劳动荚系的稳定和谐。     

论实质意义上侵权法的确定与立法展望

《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对实质意义上侵权法的影响,包括对实质意义上侵权一般法的影响和对侵权特别法效力判断的影响。《侵权责任法》是绝对一般法。实质意义上的侵权一般法包括适用《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两种情形。原有司法解释中侵权责任规范的效力取决于所解释的《民法通则》条文的效力。侵权特别法的效力判断分为法律整体判断模式和引致条款判断模式。如果行政法规上的侵权责任规范与《侵权责任法》有冲突,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侵权一般法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侵权特别法未来的立法空间和立法技术应该区分法律整体判断模式和引致条款判断模式。     

国际私法性质问题再探究

有学者曾对国际私法作出＂既非‘国际’,又非‘私法’＂的评价,这种认识一度是我国早期学界对于国际私法性质问题的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看法。如今再次认真地评读这一观点,能给我们正确认识国际私法的性质提供理论借鉴,从而正确把握国际私法的性质。国际私法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国际法＂与＂国内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划分界限,是自成一体,具有独立、特殊性质的一类法律规范群。     

论国际私法和谐世界理念的三重境界

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价值指向是平等、公正、多元。和谐世界理念与国际私法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国际私法追求和谐的第一重境界是力求实现各国法律体系的平等共存。国际私法追求和谐的第二重境界是实现对不同国家当事人的公正保护。这两重境界的和谐诉求由于国际社会现实和调整方式的局限难以实现。现代国际私法追求和谐的第三重境界是对传统国际私法的价值目标和调整方法进行融合,以求实现更高境界的和谐,即对当事人的正当利益的有序调整。     

对不足额保险下代位求偿权的探讨

不足额保险下,当保险标的由于第三者责任造成保险损失后,保险人在履行赔偿义务的前提下,取得对第三者的代位追偿权。同时,被保险人也有权就未获得足额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索赔。由于《保险法》及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谁拥有优先索赔权,也没有对不足额保险下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益大小的确定依据作明确规定,从而导致了对追偿所得的不同处理意见。作者认为不足额保险下,保险人应以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作为确定保险人代位追偿权益的依据。     

山西省农村家庭承包土地流转研究

利用典型调查的方法,对山西省不同市县农村家庭承包土地流转作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1）查明了山西省土地流转的类型、形式、费用、期限、管理的基本情况;（2）土地流转受到农业效益、土地政策和社会条件的影响;（3）土地流转给粮食生产和新生无地农民带来一定挑战;（4）土地流转管理要重视农民之间的自发管理,要让集体拥有一定管理权力。     

“关系人”受贿的共犯认定——兼议《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

随着<刑法修正案(七)>的正式通过,"关系人"受贿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相比以前的规定,"关系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确定了关系人可以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关系人作为受贿罪的共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而对共犯构成要件的分析,也为共犯的认定提供了便利.结合修正案的规定分析关系人参与受贿的诸多情形,可以看出对"关系人"受贿的共犯认定仍然比较复杂并存在一些争议,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依据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其必然性法律与道德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是其理论依据;对我国传统德治和法治思想的扬弃与超越是其历史背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其现实基础.     

浅析我国死刑制度改革——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例

死刑作为对犯罪分子最严厉的处罚,在我国的刑事法治中一直处于独特的地位。但我国死刑制度罪名过多,涉及面过宽,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我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刑法修正案（八）删去了经济型的非暴力的犯罪的死刑罪名,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对象,从而提高了我国的人权状况,顺应了时代发展和国际潮流,使我国死刑制度更趋完善,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     

论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

2007年10月1日起我国颁布施行的《物权法》被视为是私人财产保护的权利宣言,人们对其予以很高的期望。但《物权法》并没有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各地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将公共利益作随意扩张,以公共利益名义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时常发生,从而不能有效防止公共利益的无限扩张及公共利益的误用与滥用。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不仅有助于《物权法》在实践中的应用,而且有助于建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