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之美感特质

古今中外,诗歌都注重形象与情意的结合。西方的文学理论更注重表达的技巧,把形象与情意的关系分别得非常仔细,像明喻(Simile)、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象征(Symbol)等。而中国古典诗歌的美感特质在于兴发感动的作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就很好地概括了中国诗歌形象与情意之间的这种关系。中华古典诗歌最基本、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诗歌的感发生命,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宝贵特质,也是中国诗歌最美妙的地方。吟诵是得窥中国古典诗歌之美的重要法门。     

荆浩《笔法记》“度物象而取其真”命题释义

“度物象而取其真”是荆浩《笔法记》中最有价值的美学命题。“度”是一种当下圆成的直觉观照;“取”不是人为的获取,而是顺应地禀受,是心灵与物象的冥合为一。“度物象而取其真”是一种触物即真、即现象即本体的认知结构,它不求超越物象以获真实,亦非要艺术家赋予对象以生命,而是说艺术的价值在于生命与存在本身。艺术创造的至境是,让存在的意义自由自在地呈现。这在中国美学史上有其独特贡献。     

庄学大师王叔岷

庄子研究,是我国先秦诸子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王叔岷治庄子之学数十年,从斠雠学入手,对《庄子》文句、版本源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校勘和梳理,从而对庄子的故里、生平及学问旨义进行了探究,多有新的见解以别前人之说,并立新体系,自成一家之言。     

李壁《王荆公诗注》的诗学批评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晚出而博采众家之长。"宋人注宋诗"的一大特点,是寓诗学批评、研究于注释之中。李壁本人擅长诗文创作,在注释中,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之外,还寓研究于注释之中,发挥艺术理解力,对王诗创作中的句法、字法、章法、用典、对偶、立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王诗审美效果进行点评,从而揭示了王安石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论王叔岷先生以校雠学为基础的文学史观——以《慕庐论学集》为中心

王叔岷先生以广博的学识、深厚的校雠学功底,建立了融贯古今的宏阔的文学史观。他既能以校雠为基点把握文学的义理,又能以校雠学为基础对作品作出融会贯通的解析。王先生的广文学观念和他的治学方法,不仅对提升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纠正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和培养新一代从事文献整理、校勘及理论研究的人才也有巨大作用。     

《诗·大雅·荡》中“荡荡”等词语辨释

《诗·大雅·荡》历来注疏者甚多,其中有些词语的训释尚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应训“荡荡”为“广大”,训“疾威”为“非常威严”,训“辟”为“有法度”,训“谌”为“专一不变”,训“滔德”为“灾难”,训“兴”为“招致”,训“力”为“功效”。     

论凉山彝族“克智”与“尔比”的混融性

"克智尔比"是经过彝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的不断锤炼和积累起来的知识与经验成果,是异常精妙绝伦的民间口头文学语。"克智"与"尔比"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凉山彝族"克智尔比"伴随着人类话语的产生而形成和发展,其思想内容包罗万象,语言艺术独具一格,在民间中有广泛传播性。"克智尔比"语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对研究彝族历史也是十分宝贵的素材。展演"克智尔比"能够起到沟通与增进感情,教育后代,以及鼓劲和安慰的作用。     

《老子注》与《周易注》——王弼哲学思想管窥

王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注》和《周易注》两部著作中,尽管从内容看后者的成书明显晚于前者,但它们在思想上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前者主要从较高层次的本体立论,偏重讲"无",但是由于立论过于宏观,对"无"在具体人事上的价值并没讲清楚。后者虽然立足现象层次,阐发各种具体情景中所蕴涵的必然之理,偏重于讲"有"。正是由于对"有"的重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无"在具体人事中的意义。     

王弼"自然"三维义

对王弼"自然"内涵的辨析,历来限于本体论的角度,这自然难以还王弼思想的原貌.释义学意义上的"自然",在本质上,同于"道"、"无",构成物的本根;在存在论上,它表现为物性自然,指物生存的自然状态;在方法论上,它显示的是自然而然,指应对、成就物的方法.从三维的角度分辨"自然"的意义,对深化王弼的思想研究和拓展以自然与名教为中心议题的整个玄学都是一个新的切入口.     

王弼玄学与阳明心学“一个世界”的共通性

在王弼贵无论中 ,无是本体之义 ,贵无具体表现为以无为本的命题形式。贵无是为了全有 ,与体用一源的思路相应 ,王弼将本体与现象统一起来 ,引导人们在现时功用中把握无限本体。阳明心学的立论核心为致良知。良知是本体的先天之知 ,致良知是后天的功夫过程 ,王阳明认为本体和功夫是合一的 ,本体只有在功夫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王弼玄学与阳明心学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一个世界”的根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