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勰的比兴观

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共中,《比兴》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重新为比兴下了定义,划分了比兴的种类并论述了其特征;从创作论的角度认定了比兴发生的时代变化。他的文学观,贵在反对当时文坛上的浮靡文风,其比兴说与前人相比有了质的超越,暗含了时代文化进步的核心意义。     

夏文化探索中的方法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二)

目前,学术界公认中国历史上有个夏代。但由于文献记载太过简略,使后人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从地下找到夏代遗存。然而,在夏文化探索中,由于研究者的思路与所用方法不同,故而得出的结论也明显有异。由此,出现争论与分歧。于是,如何鉴别相关结论是否合理可信就成为学术界同人思索的问题。本文在对夏文化探索的现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围绕文化因素分析法与都城分析法,对分歧及其缘由作了详细探讨。文中还就坚持正确思路,采用科学方法。按科学规程操作对夏文化探索工作的重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     

明末清初民间宗教的民族观析论--以《冬明历》为例

<冬明历>是明清时代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民间宗教经书之一,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冬明历>的完整版本一直未被发现,因此对于该书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学界多有不识,偶有论及者,或失之偏颇,或流入想像和臆测.本文主要以新近发现的抄本<冬明历>为第一手材料,考察了<冬明历>一书的基本结构及其相关问题,并在明末清初民族冲突的大背景下,重点探讨了民间宗教"夷夏之辨"、反清复明、帝王观的流变与满汉混同等相关问题,为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明末清初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简论三代的史官、学校与历史教育

我国夏商西周三代时期,用文字记载的典册的不断出现,为历史教育提供了可资依据的教材;史官制度的逐步确立,巫史职责的逐渐分野,一方面使我国丰富而连续的历史记载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则使历史教育有了比较专职的历史教师;学校教育的产生,则使历史教育成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而且,"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教育体制,也使史官在学校中传授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苗族的"蒙毕"和"蒙朵"——兼论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族群关系

以我国西部散杂区苗族内部两个族群的互动关系为视角,从文化变迁角度进行田野观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族群是在民族其下可再细分的文化变量;族群研究有学院派与田野派之分,二派之间通过采取不同的研究思路,意在更清晰地解读国内人类学学术研究范式的发展趋势。     

《醒世姻缘传》人名臆解

《醒世姻缘传》通过谐音、照应、拆字、用典、白描等方法给人物命名，利用人名寄托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品格、职业和在故事中的功能的评价和暗示。这些人名具有强烈的诙谐感和反讽效果，体现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评价。通过谐音法还可推测作者“西周生”可能是“戏诌生”、“戏众生”或者“戏诸生”的谐音，而“环碧主人”可能是“幻笔主人”的谐音。     

20世纪夏史与夏文化探索综论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坚信。然而在近现代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夏的存在却发生了怀疑,这样有关夏代历史的探索就因关系到我们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重大问题而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数量少且零碎,并多属后人追记,所以探索夏文化主要依靠考古学来进行。这是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取得的可喜成就。     

论"辟"的音义

利用古代字书及《经典释文》等注音材料,初步全面整理出古代读音最多的字之一"辟"的各种读音及其负载的词义,认为这些音义大都来自上古。本项研究对古书的阅读、整理,对字典、辞书的修订以及汉语史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