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对菊池宽《戏曲研究》的翻译——夏衍翻译活动的开端

夏衍的名字虽然与戏剧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他最初却是从外国文学的翻译踏入文坛,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对日本著名剧作家菊池宽的戏剧理论著作《戏曲研究》的翻译,又是夏衍整个翻译活动的起点。本文主要从夏衍对这第一部译著从选题的目的、意义以及对以后走上戏剧创作道路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学风濯濯学史昭昭--关于"新砦期"论证三题

学术界提出“新砦期”的意义在于通过这一过渡遗存把二里头文化和当地龙山文化联接起来 ,并以此作为探求早期夏文化和夏王朝起始年代的考古学基础。然而在有关“新砦期”最新论证中存在的诸多失误 ,降低了这一学术成果的科学性 ,其可信程度因此受到影响。     

《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

《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　最可能是子夏。现在看，《诗论》和《诗序》、《毛传》，在思想观点上虽有承袭，但实际　距离是相当大的，即以《关雎》等七篇而论，差别即很明显。《诗序》不可能是子夏本人的　作品，只能说是由子夏开始的《诗》学系统的产物。但无论《诗序》还是《毛传》，都确实　有《诗论》的影子，这对我们认识《诗》学传承，十分重要。     

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

我国古代历史上统称是夏、商、周三代 ,有些古籍又称为虞、夏、商、周四代。作为虞氏的世系 ,现在可考的有幕等十五个名号 ,而不止是尧舜禅让中的舜一代五十年 ,是古代史上实际存在很长时期的一个朝代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西夏儒学的发展和儒释关系初探

西夏早在立国之初,儒学就有一定的发展,经元昊、谅祚、秉常几代发展,到乾顺和仁孝时,进入兴盛时期,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学校的设立为西夏培养了大量人才。西夏把佛教作为国教加以提倡和崇信,但崇佛并不排儒,二者并行不悖。此时的儒释关系已不是以往历代上彼此间的斗争和儒学排斥佛教的关系,它们更趋于融合和协调。西夏利用儒、释这两大精神支柱共同维护着它的统治。     

论中国的“日本词”研究

文章对中国学者关于日本词的研究作了系统评述。论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夏承焘先生对日本词的关注与评述;第二部分论中国词学家对日本词的评价;第三部分对中国的三部涉及日本词的选本即《域外词选》、《日本词选》、《日本三家词笺注》分别作了论述。     

说“夏族”——兼及夏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

作为夏文化创造者的“夏族”,是构成夏代国家主体的夏的“内服”氏族成员的统称,它包括与夏后氏同姓的诸姒姓氏族及其姻亲氏族。它们一开始都围绕在夏王所由产生的夏后氏周围,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层具有都邑性质,只是表明夏王朝在其发展后期一度将势力伸展至河洛地区并在此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目前考古界一些学者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之间划上等号的做法是难于理解的,因为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的王朝的居民绝不会由一个单纯的族系组成。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视为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荡气回肠的人格尊严——毕飞宇的小说《推拿》论析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塑造了一群有高度尊严感的盲人推拿师形象,在题材的开拓上具有重大意义。作者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通过描写盲人推拿师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追求等,对健全人格极力张扬,对尊严高度礼赞,对犬儒主义风气严厉批判,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