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锺彦的《诗经》研究及其学术精神

华锺彦《诗经》研究成果累累,可以分为概论、论文和专著等三类。这三类成果实际上形成了他《诗经》研究中不断演进的学术进程的三个阶段。在学术生涯中,华锺彦不断探索,不断提出新的见解,表现出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他的独立人格,二是他母校北京大学的影响。     

《老子注》与《周易注》——王弼哲学思想管窥

王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注》和《周易注》两部著作中,尽管从内容看后者的成书明显晚于前者,但它们在思想上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前者主要从较高层次的本体立论,偏重讲"无",但是由于立论过于宏观,对"无"在具体人事上的价值并没讲清楚。后者虽然立足现象层次,阐发各种具体情景中所蕴涵的必然之理,偏重于讲"有"。正是由于对"有"的重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无"在具体人事中的意义。     

王弼"自然"三维义

对王弼"自然"内涵的辨析,历来限于本体论的角度,这自然难以还王弼思想的原貌.释义学意义上的"自然",在本质上,同于"道"、"无",构成物的本根;在存在论上,它表现为物性自然,指物生存的自然状态;在方法论上,它显示的是自然而然,指应对、成就物的方法.从三维的角度分辨"自然"的意义,对深化王弼的思想研究和拓展以自然与名教为中心议题的整个玄学都是一个新的切入口.     

王弼玄学与阳明心学“一个世界”的共通性

在王弼贵无论中 ,无是本体之义 ,贵无具体表现为以无为本的命题形式。贵无是为了全有 ,与体用一源的思路相应 ,王弼将本体与现象统一起来 ,引导人们在现时功用中把握无限本体。阳明心学的立论核心为致良知。良知是本体的先天之知 ,致良知是后天的功夫过程 ,王阳明认为本体和功夫是合一的 ,本体只有在功夫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王弼玄学与阳明心学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一个世界”的根本特征。     

两汉经律融合视域下"比"的法律意义

“比”含义众多,常见于两汉的法律与经学文献之中。在法律领域当中,它既可以指“比附”“比况”等司法技术,又可以指通过这种司法技术所产生的律令系统之中的法律形式。在经学领域当中,它既可以指“类比”“比况”的解经方法,又可以用来表示“比类”这种经由评判后产生的类型化事例。实际上,“比”在这两个领域当中的含义是共通的。如果将“比”作为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事物来看,那么其作为一种方法与结果无论在解读经典还是在断狱听讼时均可适用,这也成为汉世经律融合的重要印证。     

毕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时期史学发展中的地位

清代乾隆时期,官方史学兴盛,大型、系统史书的纂修几乎被朝廷独占.毕沅幕府组织多人合作的修史活动,弥补私家个体修书人力、物力、史料资源不足的弱点,以编纂<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为代表,打破了朝廷垄断,挑战了官方对史学遗产总结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成为乾隆朝史学发展结构中的新因素.而<史籍考>的最终未成,则反映出幕府修史活动自身具有的组织松散、受政治局势制约等局限性.     

“亲历”后的批判和借鉴——论《预约死亡》体现的死亡认知

毕淑敏通过朴素、直白的语言在小说《死亡预约》中展现了不同的人对死亡的复杂感受和矛盾心理。同时,毕淑敏自己也以一个＂亲身体验者＂的身份阐释了作为隐含作者的她的对死亡的零度体验与大胆关注。小说对中国人落后的传统死亡观进行了批判,对西方现代死亡观有选择的拿来,呈现出作者对死亡独特的认知。     

诠释学视野下的王弼易注研究

在玄学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下,王弼背离汉易象数易传统,自标新学,创造性地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文本观,并对易学诠释维度和方法进行了全面革新,从而建立起了魏晋时期经典诠释的规范。更重要的是,王弼完成了中国传统诠释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向。     

性、情及圣人——王弼性情理论探析

王弼哲学主张体用不二。在其性情理论的研究中,王弼贯彻即体即用的立论思路。人性主静,禀受自然。情自性出,感物生情。性为情之体,情作性之用,性情不离。论圣人,王弼亦不舍其体用一如之特色。圣人以体无为宗;同于常人,感物生情;异于常人,感物却能无累于物。王弼所论天道人事以及性情契合一贯,开魏晋性情理论之先河。     

毕沅“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考论

清代诗人集会唱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但学术界还很少研究。这里以毕沅辑《苏文忠公生日设祀诗》为主要依据,对他主持的“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进行专门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