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时期史学发展中的地位

清代乾隆时期,官方史学兴盛,大型、系统史书的纂修几乎被朝廷独占.毕沅幕府组织多人合作的修史活动,弥补私家个体修书人力、物力、史料资源不足的弱点,以编纂<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为代表,打破了朝廷垄断,挑战了官方对史学遗产总结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成为乾隆朝史学发展结构中的新因素.而<史籍考>的最终未成,则反映出幕府修史活动自身具有的组织松散、受政治局势制约等局限性.     

清初渡海遗民与中日文化认知——以《张斐笔语》、《霞池省庵手简》为中心

清初浙江人张斐,交结遗民志士,图谋反清复明,康熙年间两次潜渡日本长崎,效仿乡贤朱舜水,乞师德川幕府。德川氏遣儒臣大串元善与之数度晤谈,留有《张斐笔语》。张斐旅日期间,还与大串元善、今井弘济、安东守约、安东守直、武冈素轩诸人有书信往还、诗文唱和,安东守约集有《霞池省庵手简》。两书内容丰富,涉及制度、学问、史事、风土物产,可见中日间文化之关切与认知程度。本文即将两书置诸清初渡海遗民的历史背景下加以释读,并结合其他文献,发掘此间文化寓意。     

说唐论宋 品诗鉴文——评《唐宋诗文论薮》

继《隋唐五代文学史》和《唐代乐人考述》之后,毛水清教授的又一部学术著作《唐宋诗文论薮》2009年11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在短短六年时间中,由花甲越过古稀之年的毛水清教授就出版了三部颇有分量的著作,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敬佩!     

荆浩《笔法记》“度物象而取其真”命题释义

“度物象而取其真”是荆浩《笔法记》中最有价值的美学命题。“度”是一种当下圆成的直觉观照;“取”不是人为的获取,而是顺应地禀受,是心灵与物象的冥合为一。“度物象而取其真”是一种触物即真、即现象即本体的认知结构,它不求超越物象以获真实,亦非要艺术家赋予对象以生命,而是说艺术的价值在于生命与存在本身。艺术创造的至境是,让存在的意义自由自在地呈现。这在中国美学史上有其独特贡献。     

两汉经律融合视域下"比"的法律意义

“比”含义众多,常见于两汉的法律与经学文献之中。在法律领域当中,它既可以指“比附”“比况”等司法技术,又可以指通过这种司法技术所产生的律令系统之中的法律形式。在经学领域当中,它既可以指“类比”“比况”的解经方法,又可以用来表示“比类”这种经由评判后产生的类型化事例。实际上,“比”在这两个领域当中的含义是共通的。如果将“比”作为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事物来看,那么其作为一种方法与结果无论在解读经典还是在断狱听讼时均可适用,这也成为汉世经律融合的重要印证。     

评王弼"得意忘象"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王弼的"得意忘象"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基础之上的.他的认识论虽然有一定合理的地方,但由于片面排斥实践活动,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泥潭.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中国古代有各种忌讳,避讳是其中最普遍和最重的一种.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讳名,二名要偏讳,要避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规律,却可以利用避讳来鉴别史书和史料的真伪.因此,研究避讳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一定的意义.     

《老子注》与《周易注》——王弼哲学思想管窥

王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注》和《周易注》两部著作中,尽管从内容看后者的成书明显晚于前者,但它们在思想上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前者主要从较高层次的本体立论,偏重讲"无",但是由于立论过于宏观,对"无"在具体人事上的价值并没讲清楚。后者虽然立足现象层次,阐发各种具体情景中所蕴涵的必然之理,偏重于讲"有"。正是由于对"有"的重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无"在具体人事中的意义。     

王弼"自然"三维义

对王弼"自然"内涵的辨析,历来限于本体论的角度,这自然难以还王弼思想的原貌.释义学意义上的"自然",在本质上,同于"道"、"无",构成物的本根;在存在论上,它表现为物性自然,指物生存的自然状态;在方法论上,它显示的是自然而然,指应对、成就物的方法.从三维的角度分辨"自然"的意义,对深化王弼的思想研究和拓展以自然与名教为中心议题的整个玄学都是一个新的切入口.     

钛酸铋材料的制备及催化性能研究

以钛酸四丁酯和硝酸铋为原料,用柠檬酸热解法制备了钛酸铋光催化剂,并研究了焙烧温度、铋钛比对样品的结构和光催化活性的影响．用X射线衍射表征了样品的晶相结构,91SEM检测样品的形貌．以次甲基蓝为模拟污染物．评价了样品的光催化性能,发现当铋钛比为8：1,焙烧温度873K时样品的光催化活性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