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凉山彝族“克智”与“尔比”的混融性

"克智尔比"是经过彝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的不断锤炼和积累起来的知识与经验成果,是异常精妙绝伦的民间口头文学语。"克智"与"尔比"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凉山彝族"克智尔比"伴随着人类话语的产生而形成和发展,其思想内容包罗万象,语言艺术独具一格,在民间中有广泛传播性。"克智尔比"语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对研究彝族历史也是十分宝贵的素材。展演"克智尔比"能够起到沟通与增进感情,教育后代,以及鼓劲和安慰的作用。     

李壁《王荆公诗注》的诗学批评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晚出而博采众家之长。"宋人注宋诗"的一大特点,是寓诗学批评、研究于注释之中。李壁本人擅长诗文创作,在注释中,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之外,还寓研究于注释之中,发挥艺术理解力,对王诗创作中的句法、字法、章法、用典、对偶、立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王诗审美效果进行点评,从而揭示了王安石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周密的家世与交游对其笔记撰述之影响

周密是宋末元初的笔记撰述大家,他的笔记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各层面的生活,有着重要的文学、历史价值。周密的家学传统影响着其笔记撰述的原则和理念,父祖辈岁编日记的“家乘”、“日录”,为周密本人的笔记撰述提供了资料来源与撰述典范。而周密丰富的阅历和广泛的交游,对其笔记撰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识养成和资料积累上。     

汉学向玄学的过渡——以郑玄的太极观向王弼的过渡为例

战国晚期,《道德经》的生成论被《鹖冠子》《吕氏春秋》所继承,两者又把“道”具化为元气,完成了老、易的对接。《淮南子》则试图在“元气”之上建构一个“绝对的无”,形成“宇宙生元气”的“无生有”的架构。这种生成次序在汉代学者那里延续了几百年,直到郑玄注《乾凿度》才发现从“绝对的无”生成“浑沌之有”的困难——太极元气不能由“不见气”的“太易”生成。为解决这一难题,郑玄另辟蹊径:用庄子的“自本自根”的本体观念来阐释,于是太极元气的生成变成了“自本自根”“忽然而自生”。这样,郑玄的宇宙论就有了两阶次的生成模式:(1)万物有生成次序;(2)元气本身没有生成次序。顺着元气的生成模式进一步发挥,把它运用到万物上,就自动形成一以贯之的独化论体系。郑玄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王弼完成了最后跳跃。由元气的忽然而自生,转变为万物的独化,只是一个推衍的自然过程,由一点发挥到整个面而已。元气之上没有造物主,推之,每个物之上也不会有造物主。物物之间没有了生成关联,也就没有了其他的关联,每个物都是“独”而“化”,因为物内在的“玄无”成了物自足的根本与源泉,万物就变成各自孤独而自足的存在。“忽然而自生”就自动转变成“独化”。王弼删汰太极元气说,消除万物生成之母,继承了郑玄第二套思路,把“忽然而自生”又推衍到万物上,取消了每一物之上的生成之母,汉学开始向玄学过渡了。     

试论清代诗人寿苏雅集及其文化心理

寿苏雅集源于清人宋荦，被翁方纲、毕沅等人发扬光大，至乾嘉年间逐渐风靡全国。寿苏雅集的流行既与组织者及参与者的个人心态密切相关，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特殊的集会活动一方面要求组织者自身有一定的文坛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使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并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也要求祭拜对象具备强大的感召力，能够满足祭拜者的精神需求，引发心灵共鸣。在雅集中所展示的画作及诗人们的唱和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头戴斗笠、脚着木屐、洒脱不羁的苏轼形象，正是诗人们在繁忙的世俗官场之外渴望拥有的乐观豁达、潇洒从容的另一个自我。虽然清人亦曾为白居易、欧阳修及黄庭坚等人祭祀生日，但其规模、持续时间及影响力都不能与寿苏相提并论。清人寿苏传统还被日本学者长尾雨山传到京都，并有《寿苏集》流传于世。     

论翻译的三大操控因素——以杨必译本《名利场》为例

根据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的理论观点,文学作品的翻译受到3种因素的制约或操控：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一理论观点对当代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透过杨必的译本《名利场》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观念以及茅盾所代表的文化部等机构和钱钟书、傅雷等知名翻译家对《名利场》的选译和出版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     

清华大学图书馆里的翻译家:毕树棠

翻译家毕树棠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半个多世纪间译著颇丰,但对毕树棠翻译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译者背景与社会背景为坐标,对毕树棠翻译活动、翻译策略特征、翻译评论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诠释学视野下的王弼易注研究

在玄学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下,王弼背离汉易象数易传统,自标新学,创造性地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文本观,并对易学诠释维度和方法进行了全面革新,从而建立起了魏晋时期经典诠释的规范。更重要的是,王弼完成了中国传统诠释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向。     

两晋咏物诗略论

咏物诗始兴盛于南朝,学界多有论及。其实咏物诗在两晋时期就已出现,因为存世数量不多,所以一直以来不被重视。两晋作为咏物诗由比体向赋体转化的衔接时期,对比体咏物诗由情入理的完善和促成后世赋体咏物诗的兴盛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