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大序》与郑玄之风雅正变说

风雅正变说作为《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自《诗大序>论及变风变雅后,东汉郑玄加以继承发挥,提出风 雅正经的概念,并把风雅的正、变与周朝的盛衰世次相对应起来,使风雅正变有了明确的界定标准而自成一套系统。《诗大序> 与郑玄的风雅正变说对《诗经 >的划分具有系统性,其盛世多颂美之作,衰世多怨刺之作的理论能更好的发挥《诗经 >政治教化 作用,因而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然而毛郑之说有一定的缺陷,《诗大序>对于周王朝时代盛衰及正变与诗篇内容美刺的模糊 表达,容易引起误解;郑玄对于盛衰时代划分的缺陷,也容易引起后世学者的疑虑与批驳。     

《边城》中的重复叙述

重复是《边城》在叙述方式上的鲜明特点,文本中使用了大量的重复手法,包括事件场景、人物描写和意象等方面的重复。这些不同方式的重复手法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     

北宋“导洛通汴”考略

沟通北宋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汴渠,是北宋朝廷的运输大动脉和生命线.为了确保汴渠的正常航运,北宋人曾作出不懈的努力,他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治汴的首要问题是治沙,而就当时生产力水平和治河技术来讲,他们还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导洛通汴工程的开通使汴渠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尽管受到洛河水暴涨暴落的影响有些不尽人意,但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效益,开创了中国运河史上以水治沙的先河,发明并应用了复闸和水柜济运等工程技术,这些都为明清时期黄河的治理尤其是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期以来卞之琳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学界对于卞之琳的研究打破了往年因政治因素而遭受忽视的局面,在平稳中有所发展。这些成果包括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诗歌翻译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其中以诗歌创作研究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主要集中在具体文本、早期诗歌、新诗诗艺和影响研究方面。关于卞之琳其他文体的研究还不够成熟,诸如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研究还有待挖掘。     

关于《大戴礼记》源流的几个问题

《大戴礼记》是儒家一部重要典籍,但其源流方面迄今存在许多问题,诸如成书时代及渊源,编撰之作 者,与《小戴礼记》之关系,今之十三卷本之由来等。《大戴礼记》确为西汉戴德所辑传之书,它是戴德在所受后仓基 础上增益而成的。今本是大戴原本的节选本,而非残佚之本,更非伪作之品。     

《墨子间诂》与20世纪30-60年代墨学的全面复兴

清末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孙诒让考订的《墨子间诂》一书,是总结20世纪以前墨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它集历代墨学研究之所长,为清末与近代学术大师所推崇,为“现代墨学”的复兴扫清了道路,从此中绝近二千年的墨学完全复活并开始勃兴。特别是对20世纪30—60年代墨学的考订校勘、墨家思想、《墨辩》的研究更是起到桥梁的作用。     

穿越时空的智性之光——卞之琳诗歌论

卞之琳以其独特的诗歌文本在中国新诗史上建构了一个充满智性张力的话语据点。卞之琳通过对下层民众的灰色书写、时代青年的沉思心语、公众话题的私人言说三个层面的智性烛照,给中国新诗留下了一方魅力无穷的宝藏。     

论卞之琳1940年代的文体选择

1941年前后,伴随时代经验的急剧变化,卞之琳自觉诗歌写作的文体危机,并进而向小说文体转变,创作了如今只剩残篇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从诗歌到小说,虽然文体形式发生改变,但是由诗歌写作所呈现的思考方式依然贯穿于小说创作之中。一种认识论式的精神追索,必然要求作者在小说中容纳更为丰富的细节呈现,于是叙事的碎片化与场景化就不仅是一种美学原则,更与"客观性寻求"的思考原则有关。但是,当思考原则转化为行动追求时,卞之琳却遭遇更深层的思想危机,劳动以及行动的丰功伟绩似乎完全取消了沉思的意义。     

卞之琳：创新的继承

文学影响的课题提出一个互文性的特殊挑战,因为影响的发生倾向于不规则和无意识的过程,很难做出简单的因果判断。而当文学影响涉及跨文化的互动时,就更为困难,因为动机与接受,借用与实践之间的落差以及两个文化传统的介入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卞之琳成于1930-1937年的作品,展现了对作家的多元影响之间的必然的有机关联。卞之琳自己及很多批评家都明白指出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其作品的影响,但是他对西方影响的敏感度,很可能源自中国传统的背景,尤其是道佛思想,因为现代主义诗学补充强化了诗人的中国根柢,为其创作提供了具体的表现策略。反之,卞之琳的道佛思想倾向也给予他接受现代主义诗学一个特殊的视野角度,从而构成一个特殊的东西文学交流的例子。